对华友好坚持一脉相承提供报告影响政府决策俄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通（附图片2张）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1日10:37 环球时报

　　本报驻俄罗斯特派记者吕岩松

　　电梯口悬挂着《论语》的两句话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位于莫斯科市区西南部一条较为僻静的街道上。这是一幢典型的苏联时期建造的办公楼，墙面和门窗都显得很陈旧，楼前的停车场也很狭小。楼门前几块蓝地白字的标牌都同“远东”有关：“远东问题研究所”、《远东问题研究》杂志编辑部……一个研究所竟然占用了一座十几层的大楼，这不能不令来访者感到有些意外。

　　一楼接待大厅的设施同样有些陈旧。

　　同俄罗斯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学术机构一样，几位保安神情严肃地坐在入口处，来访者出示证件后只能从一个小门穿过。不过，刚刚走到电梯口人们的眼前就会一亮：电梯两侧墙上分别悬挂着长长的木板。木板漆成吉祥的红色，上面是金黄色的汉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中孔子的两句话既在激励人们勤勉向上，同时也表达了主人的热情。

　　远东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同时还兼任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他已经年届七旬，但依然为研究中国、促进中俄友好不分昼夜地工作着。得知记者要写一篇介绍远东所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正在休假的他特地从郊外别墅赶到办公室。季塔连科先生从1985年开始担任远东所所长，对研究所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记者过去曾多次到远东所采访，同多位学者有过交往，和季塔连科先生也称得上是忘年交，但此次长达3个多小时的谈话却是格外的珍贵。远东所几十年的沧桑不仅浓缩了俄罗斯中国问题研究的历史，也让人们切实体会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弥足珍贵。

　　偶然事件使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一度陷入低潮

　　早在上世纪初，圣彼得堡就成立了东方问题研究所，不过它更多的是根据在中国获得的资料和文物专门研究西夏史。十月革命后，苏联又成立了中国研究所和太平洋问题研究所。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也许是情报有误，大部分汉学家被当局指控为密探和特务而惨遭杀害。齐赫文斯基等著名汉学家因为在中国工作才侥幸躲过这一劫，否则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队伍几乎会全军覆没。二战结束后，苏联又成立了中国研究所，随着对斯大林时期肃反工作的清算，被镇压的汉学家也得到平反昭雪。

　　此后，一个偶然的事件使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再一次陷入低潮。在俄文中，中国研究所是由“研究所”和“中国学”两个词组成，而“中国学”一词单从字面上讲又有“指引中国”、“领导中国”的意思。据俄罗斯的汉学家们回忆说，一位俄文水平不高的翻译错误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他向毛泽东主席介绍说，苏联有一个研究如何领导中国的研究所。毛泽东主席听了很不高兴，立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质问苏联要把中国引向何方，为什么要研究如何领导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苏联驻华大使赶紧通过密码电报将此事向国内报告。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意见十分重视，下令关闭了中国研究所。从1956年到1965年近10年的时间里，苏联竟然没有一个对当代中国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学术机构。许多汉学家不得不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学的研究翻译工作，还有不少人彻底离开科学院系统，到外交部或高等院校工作。

　　季塔连科所长感慨地说，偶然的历史事件给俄罗斯中国问题研究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到现在还能感觉到研究人员的断代现象。上世纪50年末到60年代中期，还有外交官和记者在中国工作，但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只是向莫斯科发回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信息，没有人系统研究中国内政外交的演变，并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准确的预言。这就使得苏联领导人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同中国会发生利益冲突，不知道双方的意识形态对抗能否最终消除。

　　远东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

　　后来，苏联领导人渐渐意识到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60年代初，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后来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建议成立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机构，齐赫文斯基等著名汉学家受命负责筹建工作。最初，汉学家们只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工作，直到1968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才正式下令成立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所。也许是为了不再引起误会，虽然研究人员都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研究所还是被命名为远东问题研究所。

　　几年后，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将来很可能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全球视角，于是远东所又增加了通晓日语、朝鲜语、蒙古语和印地语的专家。不过，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同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印度的关系，而不是研究这些国家内部的问题。从此，远东所成为苏联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最权威机构。鼎盛时期该所共有24个研究室，400多人。苏联科学院其他研究所和高校虽然也有中国问题专家，但是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集中起来系统研究的却只有远东所。与此同时，远东所还成为培养中国问题高级专家的权威机构。保加利亚、捷克、蒙古、越南、德国等国的汉学家纷纷到远东所攻读博士学位或进修。正是因为这一点，远东所在国际中国问题学术界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地位。

　　鉴于前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远东所同政府机构联系尤其密切。它较少做纯学术性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为解决中苏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提供政策建议———这一点同西方学术机构有很大不同。中苏进行边境谈判时，远东所不仅汇编了1689年至1916年俄中两国签署的法律文件集，而且派专家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直接参加谈判工作。远东所密切关注中国的政局变化，“文革”期间，专家们不仅翻译了六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还出版内部资料系统介绍刘少奇等受到批判的中国领导人的生平和政治观点。1989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季塔连科作为代表团正式成员随访。

　　苏联解体后，远东所再一次受到冲击，1992年，所里甚至一度发不出工资，许多研究人员被迫改行经商或去外交部工作。目前远东所总共有16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110人是通晓中文的专家，此外还有20人懂日语、8人懂朝鲜语、1人懂印地语。他们中有40位博士和94位副博士，其中还有8人是俄罗斯联邦科学院或专业科学院的院士。

　　潜移默化影响政府决策

　　远东所有关中国的图书和资料极为丰富，图书馆拥有30万册有关中国的图书，几十年来仅远东所专家自己撰写的专著就有上千部。目前，远东所订阅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十多种中国报纸和120多种中国杂志，还订阅了美、日、英、法等国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专业刊物。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远东所还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央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市社科院等十几家中国学术单位及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定期交换图书和资料。除利用文字材料外，专家们定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到中国实地从事专题研究。远东所的汉学家们能够看到一些内部文件，但是他们从事研究工作更多地还是利用公开材料。

　　远东所除了出版《远东问题》（俄、英两个版本）双月刊和《中国学》季刊外，每年还出版《中国年鉴》，后者有些类似西方研究机构的年度报告。这些公开出版物自然会影响俄罗斯社会各界对中国的看法，不过，远东所更多的是通过其他方式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远东所经常会接受政府下达的任务进行专题研究，其专家一直是前总统叶利钦顾问班子以及现任总统普京的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远东所还定期向总统办公厅和联邦安全委员会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分析报告。这些报告有时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更多的是对决策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偶尔也会有得不到重视的情况。据远东所的一位朋友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副总理盖达尔推行激进经济改革时，远东所向政府提交了上百个介绍中国改革经验的报告，建议政府认真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盖达尔却极力强调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借鉴中国经验不具备政治条件。

　　中国通们希望俄中保持友好

　　远东所中国问题专家年龄结构明显老化，平均年龄高达58岁，中青年汉学家只有20人。目前有35名研究生在所里攻读学位，但最终留下来从事研究工作的恐怕只有两三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研究所工资偏低，年轻人更喜欢到公司或工资相对高一些的外交部工作。

　　参加了几次远东所的学术研讨会后，记者发现老一代汉学家同年轻一代汉学家看待中国问题的视角有些微妙的差别。老一代的确扮演着苏中—俄中友好“接力棒”的角色，他们更多地通过莫斯科—北京关系的演变过程来论证睦邻友好的必然趋势，强调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积极维护。年轻一代学者更多地注重现实问题，但是他们同样认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的伙伴，应该优先发展对华关系。在中国发展前景问题上，两代学者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妥善处理好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等敏感问题后，完全有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国际地位将不断提升。

　　当然，个别学者也抱有不能过于信任中国，俄罗斯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的观点。据了解，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态度往往同自己的切身经历有关。中苏交恶时，他们曾在驻华使馆或其他机构工作，某些不愉快的经历在他们心中留下了过多的阴影。不过，即便是这些学者也同样承认俄罗斯必须同中国保持友好，互利合作符合两个邻国的根本利益。

　　远东所的确是俄中友好的一方热土。所里设有一个“中国厅”。朴素典雅的大厅里精心摆放了许多书柜和中国工艺品，这些特殊的展品记录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讲述着他们同中国朋友亲切交往的经历。在莫斯科工作，记者深深感受到远东所汉学家们对中国的深情厚谊。他们几十年来始终是俄中友好协会最积极、最活跃的成员，当媒体上出现反华言论时，他们总是主动站出来予以反击。也许正是因为格外珍视俄中友好合作关系，汉学家们对中国的建议和希望也格外的多。几乎每一次到远东所采访，专家们都会反反复复地强调中俄两国应加大相互投资力度，不断加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图片：

　　1、远东所几乎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中国角”。

2、季塔连科所长（吕岩松/摄）

《环球时报》〔20040830　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