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建树中国特色军事外交理论

培育和建树中国特色军事外交理论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1日11:31 解放军报

张　炜　　军事和外交同为历史范畴，它们与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同生共长；军事和外交又同属政治范畴，它们是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一般说来，军事以暴力为基本特征，外交则以和平为主要特征，但二者往往相互融合、渗透，相辅而相成，由此孕育了军事外交的生长。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以后，军事外交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　　但凡理论建树，实践是源泉，需求是动力。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丰富的军事外交实践；而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要求军事外交发挥更大作用。可以说，当前我国的军事外交实践和理论需求，已经在呼唤中国特色的军事外交理论。为此，本文试图做一点探讨，以期引起各方的研究和讨论。　　一、军事、外交与军事外交　　军事与外交原本是两个不同领域、各自独立的社会科学概念。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军事则是一切与战争或军队直接相关的事项的统称。主要包括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　　军事外交兼有军事和外交两方面的相关功能。它泛指主权国家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及其相关事务的处理，是一国从军事角度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军事外交是一个战略概念，它通过具体的、不同层次的对外军事交往活动（或称军事外交活动），实现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目标。　　军事外交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的要求开展对外军事交往，和平性、军事性、国际性和战略性是其基本特征。现代社会军事外交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建立并发展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军事关系，与外国武装力量保持接触和联系，进行国际军事合作甚至军事结盟；作为国家的军事代表，派驻国家驻外使领馆或国际组织相关机构，负责军事方面的对外交涉和对外日常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活动，妥善处理国际双边、多边军事矛盾和争端，预防冲突或潜在冲突，为国家降低战争风险和损失；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进行军控和裁军及其相关领域的谈判和磋商，为国际安全、维持和平行动做出贡献；参加与军事有关的国际规则、协议的创制、草拟和修订。除了专门军事外交人员的工作外，军事高层交往、军兵种交往、军事安全对话、军事技术交流、军援军贸、军事留学、海军舰艇互访、联合军事演习等不同层次的双边和多边对外军事交往活动，都具有军事外交的性质。　　军事外交既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和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军事战略和国防政策的一部分，实践上的交叉性决定了理论上的边缘性。军事外交理论是外交学、军事战略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社会学等诸学科的交叉和延伸，主要研究和探讨指导国家与国家、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在军事领域的交往实践，揭示国际军事关系的客观规律，总结出带有规律性、指导性的军事外交理论原则，指导军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达到推行本国外交和军事政策、实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目的。　　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军事外交的发展，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其现实的驱动力。　　首先，外交与军事具有天然联系，外交首先起源于军事。前苏联的学者认为,外交出现于遥远的古代。氏族社会已经有了外交的萌芽。英国学者说：即使在史前时期，一群野蛮人和另一群野蛮人在竟日战斗以后，有时也愿意谈判休战一时，以便收集伤者和掩埋死者。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是在奴隶制国家产生以后。无论是古代东方的中国、印度和埃及，还是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早期的外交活动大都产生于解决阶级、政治集团和国家间军事冲突和战争问题，大量运用于战前交涉、军事结盟，以及谈判缔结和平条约、建立战争规范等方面，从而服务于军事，从属于军事。中世纪中后期、特别是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300多个封建国家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而独立，形成了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日益成为人类的理性活动。18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巩固，外交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提高，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独立的外交机构，外交逐渐摆脱了从属于军事的地位，但外交以军事为后盾特征非常明显，于是有炮舰外交之说。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性的军事同盟建立，使军事与外交的相互融合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深刻影响了战后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其次，外交和军事直接为国家政治服务，并同为国家主体及其意志的集中代表。在现代社会，国家元首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也往往是国家军事和外交的最高代表，军事和外交机构是国家对外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基本支撑。美国宪法赋予美国总统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头号外交家等多种角色。俄罗斯的现行体制也基本如此，俄罗斯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首脑，亦是当今国家外交的最高代表。从政府机构的组成看，军事和外交部门平行工作，是国家对外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基本支撑，共同维护着国家的安全利益。这种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国家体制，说明了军事与外交对于国家安全贡献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因此，军事和外交虽各自运用暴力与和平的不同方式作用于不同领域，但二者目标的高度一致，相辅相成。　　第三，军事外交趋于相对独立是一、二战以后，特别是随冷战后国际形势重大变化而快速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人类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痛思，《非战公约》、《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问世，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及互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确立，并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随意发动战争成为非法。军事的传统战争功能受到限制，和平利用军事力量成为外交的重要手段，客观上拓展了军事外交的发展空间。各国国防部都担负军事对外交往任务，驻外使馆普遍设立武官处或派驻军事代表，正式代表国家及其国防部开展军事外交；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下设的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由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总参谋长或其代表组成，直接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努力；维和行动把非暴力原则引进军事领域，在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的边缘之间发挥作用；北约、华约、欧安会、西欧联盟等军事性质的国际组织，将军控和裁军作为谈判磋商的重要内容，等等。冷战以后，外交领域进一步扩大，方式进一步改变，外交不再是外交部和外事人员的独自领域，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在各部门、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之间，甚至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一些国际性的政治军事论坛（如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慕尼黑非正式国防部长和安全政策会议、美国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亚太地区防务当局官员论坛、西太平洋地区海军论坛等）日益机制化地成为各国军队之间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平台，外交行动与暴力之间界限的模糊正是区分现代外交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　　军事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同，对外政策不同，对军事外交的认知就不同，军事外交的目的和方式也不同。　　美国在二战前的大约150多年的时间里，国务院一直是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机构，而战后，国务院不再是行政部门中唯一的主要负责指导外交事务的机构了，其成立了负责对外政策制定及其运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初的7个成员中，军方人士占4个（国防部长，陆、海、空军部长）。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当今防务和外交两者间的墙已经倒塌……军事官员认为外交不过是走过场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他认为，二战后的北约可能是有史以来军事和外交合作最成功的范例。美国本身在亚洲加强前沿存在和双边军事同盟，致力于建设新地区安全合作对话框架，包括1996年三月在台湾问题上一面重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一面派遣航母编队展示干涉决心，也都是军事和外交合作的范例。美国强调国家主导的大外交，没有明确提军事外交的概念，但冷战后由国防部和参联会直接指挥和参与的与盟国和非盟国各种接触、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如军事高层互访、工作会晤、学术交流、军舰访问、军事前沿存在、联合军事演习、军备控制谈判等，并提出了将这些行动纳入其中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国防部的联合力量司令部所属的战略和分析部，其基本职责之一就是计划和管理国际项目，军事外交早已是客观实践，是其塑造战略环境的重要部分，也是其战争准备的一部分，因而是为其霸权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的重要手段。　　英国是在国际社会率先建立防务外交概念的国家，2000年英国防部正式推出了《防务外交》文件，认为在新的战略环境下，防止冲突与和平时期防务外交是其拓展防务活动的核心思想。为此，英国防部积极推动各种不同形式的主动的防务外交活动，重点有三：武器控制和防扩散；双边安全合作；高层活动以下的联盟活动和与外军的军事协作项目。具体与上述美国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有关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包括：国防教育，包括向海外学生提供机会到英国参加军事训练课程和语言培训；派遣各级文职和军事高员，以及舰艇、飞机和其他军事团体访问；派文职和军事顾问去外国工作；开展国际性军事对话、专门会议和研讨会以加强相互信任；多国联合军事演习，等。作为最可靠的盟国，英国防务外交理论与冷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与政策调整是一致的，但其独树一帜，是加强英国在国际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一种努力。　　前苏联是唯一能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超级大国，冷战后的俄罗斯仍具有除美国以外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直至今天，涉及军事方面最重要的国家间、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协议，俄罗斯参加的所在多有。如美俄1991年以来的3个《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联邦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若干协定和联合宣言，与欧洲的一系列多边安全条约、协定、文件，以及中俄、美俄不同层次的双边军事合作协议等等，说明俄罗斯的军事外交实践仍旧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俄罗斯军事外交依据其国家对外政策：如，致力于建立多极国际关系体系；主张始终不渝地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反对以人道主义干涉和主权有限论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采取武力行动；主张采取军事信任措施等途径加强地区安全，降低武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等，与美、英是不同的。　　此外，欧安会、欧洲联盟、西欧联盟、北约等若干欧洲多边安全组织，本身就具有军事外交意义。近年来欧洲国家为了争取独立处置安全问题的主动权，积极磋商欧洲军团的组建。而日本为了取得政治大国地位，一再突破战后和平宪法，以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反恐、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名义向海外派兵；其自卫队的下一代军官交流计划覆盖五大洲27个国家。军事外交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各国及国际组织实现其政治和外交战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新中国军事外交的历史分期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军事外交活动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相当普遍。春秋战国时期，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开会结盟很多，如《春秋》记盟105起、记会156例，《左传》记盟160起，著名的合纵连横、完璧归赵都是家喻户晓的军事外交典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行拉进世界体系，1860年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其后的军事和外交都屡战屡败，被迫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几十个不平等条约。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有了基于主权国家总体外交一部分的真正意义的军事外交。新中国军事外交的历史分期，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国家战略需求及其对外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根据不同时期军事战略赋予的任务，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联苏抗美，奠定新中国军事外交的基础（1949－1955年）　　1949年，在建国创制之时，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项方针，其核心是废止国民党的国际关系旧炉灶，在新中国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外交关系，并一边倒地优先发展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关系。1954年，周恩来在访问印度和缅甸的时候，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各国关系的一般原则。三项方针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外交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一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联苏抗美；二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被压迫民族建立统一战线。此期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国防部外事工作机构正式建立，贯彻了党和国家一元化的领导关系。　　根据一边倒的方针，我首先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军事关系，陆续向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武官，建立武官处，直接代表国家处理军事外交事务。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签订。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侵略战争；一旦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两国军事关系迅速升温，军事合作同时展开。这一时期，苏联向中国派遣了大批军事专家和顾问，有偿转让了多项军事装备技术，中国则向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留学生，有力促进了建国初期的中国军队建设。根据朝鲜战争后形势的变化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我军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了与印度、缅甸、印尼等周边国家的军事友好关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断然放弃等待尘埃落定的徘徊，派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支持国民党政权，干涉中国内政。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仍旧把台湾当作不沉的航空母舰，妄图制造两个中国，1954年双方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为打击美蒋结盟，军委决定力量向前伸，炮击金门，解放沿海岛屿直至解放台湾。抗美，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关系基调。　　（二）反帝反修，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1956－1969年）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发生裂痕。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国防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建设方面给我军造成重大损失，双方军事关系基本断绝，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不结盟运动形成高潮，国际形势呈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特征，毛泽东明确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反帝、反修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思想，改变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　　这一时期，我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军事外交积极配合国家摆脱两面出击的困难局面，以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为重点展开工作，向越南、老挝、朝鲜、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古巴等国家派出军事专家或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积极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的斗争，先后派出部队32万人，提供了足够200万人使用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培训了军事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些工作对于改变国际力量对比起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国际空间。　　这一时期的反帝斗争，还突出反映在台湾问题上。1958年，毛泽东亲自指导金门炮战，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在支援中东人民正义斗争的同时，既打击了美蒋军事联盟，又把金、马留在国民党手中，挫败了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创造了军事外交斗争的范例。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边界多次发生军事冲突，反修斗争也逐渐升温，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我国的军事战略重点北移。　　（三）联美制苏，拓展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关系（1970－1978年）　　进入70年代，美、苏、中形成了新的三角关系。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陈兵百万，成为大于美国的主要威胁，我军事战略方针强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而美国在与苏联争霸的过程中力量优势逐渐下降，也需要借助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的一条线，团结周围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挑战。在这一理论以及共同战略利益的推动下，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中国的军事外交从此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积极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军事关系。　　70年代，中国在恢复了联合国合法权利之后，向联合国军参团派出常驻代表，并先后与意大利、加拿大、英国、奥地利、日本、西德、希腊、芬兰和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军事关系，与西方的军贸工作也逐渐开拓。与此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增设武官处，派出军事专家，增加来华的军事留学人员。　　（四）对外开放，全方位推进军事外交（1979－198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科学分析了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世界大战在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在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政策的牵引下，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施两个转变重大决策的指导下，军事外交全方位展开。　　1980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军控和裁军谈判，向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派出代表团；1985年，中国海军出访南亚三国，首次作为和平使者走出国门；1988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成员。中美关系在1979年实现正常化以后，特别是1982年8.17公报签署以后，中美军事关系迅速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不同层次的军事交流频繁，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军事关系的全面发展。1979年至1989年，我军从美、英、法等国引进了包括黑鹰、海豚、超美洲豹武装直升机和海响尾蛇导弹系统技术等一批当时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技术。8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边境裁军谈判取得进展，两国关系重新走向正常化。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在诸多领域取得突破。　　（五）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开创军事外交新局面（90年代以来）　　进入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台湾问题出现复杂局面。我党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行稳定周边战略，积极进行军事斗争准备。针对美国继续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干涉别国内政的冷战思维，我国政府提出了平等、互信、互利、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提出了推进世界多极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一系列主张，同时公开宣示在台湾问题上不承诺不使用武力。军事外交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和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　　首先，军事外交在大国外交的纵横捭阖中发挥重要作用。90年代初，在我与西方国家关系低潮时期，中苏（俄）两国两军关系大发展，先后签订了在边境相互裁减军事力量、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相不将战略武器瞄准对方、预防危险军事活动等有关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若干协定，建立了中俄两军战略磋商机制。1996年以后，中美两国关系改善，建立了两国国防部长磋商机制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高层交往和不同层次的军事交流大大增加，期间还顺利解决了香港回归后美舰驻泊问题和中美撞机事件。而911后的反恐合作，更加拓展了大国军事外交的空间。　　其次，军事外交致力于维护周边安全。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中国的国防官员积极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亚太安全理事会、东北亚安全对话合作会议、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亚太地区防务当局官员论坛等各种官方、非官方和军方的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活动，突出发展同巴基斯坦、印度、朝鲜、蒙古、韩国、泰国等周边国家的军事关系。据统计，仅2001－2002年，中国各级军事代表团应邀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40个国家的军队进行了成功的访问，海军舰艇编队5次访问东南亚；2003年，我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往项目，占全年军事交往总数的43%。　　第三，军事外交建树大国形象。1996年，我首次发表了《中国的军控与裁军》白皮书，接着于1998、2000和2002连续发表了三个国防白皮书；中国军队三次单方面裁军，积极参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导弹及其技术控制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军控谈判，认真履约；中国于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军事观察员，1993年首次向柬埔寨派遣维和部队。至2002年先后参加了1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军事观察员、军事联络官、军事顾问和参谋军官650多人次，工程兵部队两批800人次；2003年，我与外军联合军事演习取得突破，先后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军队多边联合反恐演习、中巴和中印海军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15国军事观察员观摩北京军区装甲旅纵深突击作战演习。这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树立了中国国防政策逐步开放、致力于增加透明度和努力贯彻新安全观的大国形象。　　第四，军事外交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目前，我国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泰国、南非等1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定期和不定期的安全防务磋商机制。90年代以来，我军邀请了五大洲的军队代表团组2千多个、数万人次访华，其中由外国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和军兵种司令等率领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占一半以上。我军共派出各类专业技术团组800多批，2万多人次出国访问考察、合作研究，向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的70多所院校派出了1300余名军事留学生。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出访了20多个国家，实现了环球航行。军事外交为全方位推进我与世界各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平台，努力为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做贡献。　　三、中国军事外交的主要特点和指导原则　　目前，我国与世界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关系，在100多个国家设立了武官处，有78个国家在我国设立武官处。军队领导人往来、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军舰互访、文体交流、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军控履约、对外军事技术合作、人员培训、智力引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构成我军事外交的领域。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制度、对外政策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军事外交的特点和指导原则，主要是：　　（一）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　　国家利益是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发展的各项需求总和，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是军队的天职，也是中国军事外交最高目标和的基本指导原则。1958年，苏联向我提出援建长波台和组建联合舰队的时候，毛泽东断然拒绝；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针对香港回归问题对英国首相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军事外交在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同时，把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他国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统一起来。20世纪60年代，我在自己国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高举国际主义大旗，向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的中、小国家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推动了政府外交，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结下了深厚友情，成为我国的国际政治资源。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愈加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孤立存在。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国际主义注入新的内涵。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中，实现国家利益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将是中国军事外交的必然选择和发展方向。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的统一　　军事外交受国家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的统一指导。具体说来，一是必须贯彻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决不称霸；坚持独立自主处理国际事务；不依附任何国家，不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工作的基础；反对军备竞赛；坚持对外开放；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支持根据宪章精神的活动；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二是必须遵循我国的国防政策，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独立自主地建设和巩固国防；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加强现代化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而将二者有机的统一起来，是指导我军事外交的重要原则。　　（三）“伐战”与“伐交”功能的统一　　军事的别称是武力和战争，伐战作为军队的根本职能天经地义。然而，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之用，和为贵、先礼后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兵学的最高层次。中国古代给予军事外交很高地位，是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5世纪初郑和率27000余人的舰队下西洋，和平访问30余个国家，实施睦邻的军事外交活动，与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掠夺、杀戮、占领形成鲜明对照。今天，我军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安全观开展军事外交，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求得安全，集中的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传统兵学。军事外交立足于伐交，却不单纯于伐交。我军在维护国际和平、军控和裁军、维和行动中发挥大国作用，与周边国家增进相互信任化解矛盾，其军事效能不可低估；我海军舰艇编队出访活动、开放与外军的联合军事演习，既是和平友好交往，又展示综合国力；而在军事技术和人才培养方面，军事外交为提高我军战斗力服务，功能也非伐交可以概全。在国际交往中，总是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如有关台湾问题的交涉和斗争，就体现了军事战略上伐战与伐交功能的统一。因此，理性的认识军事外交这一特殊战场的特殊作战，进行战略运筹，建立中国特色的军事外交理论，必将有利于军事斗争和国家安全。　　（四）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准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适时调整我军事外交的目标、重点和任务，是新中国军事外交的基本特点和规律。50多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特别是中美苏（俄）大三角关系的重大改变、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调整，对我国军事外交的影响极大。坚持原则性，就是坚持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重大问题上坚定不移，寸步不让，但在具体问题的谈判和斗争中，则注重有理有利有节，登高望远，调整策略，表现灵活性，争取主动。近年来我在正确处理了中美两军关系中的撞机事件，正确处理了与周边国家的海上争议问题，就是坚持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军事外交是战略，也是艺术，更是科学，其要义在对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认识和对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的把握及利用。　　（五）遵守国际法与创制国际法的统一　　从理论上看，创制国际规则，建立国际秩序，为国家利益服务，是外交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军事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新中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创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遵守国际法与创制国际法相统一的突出代表。中国军事外交50多年来在参与国际军控与裁军、处理国际争端和军事合作的实践中，积极地遵循了现行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认真履约；同时，也创制和参与创制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军事协定和具有军事内容的政府协定，如《中俄哈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中俄哈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以及打击三股恶势力的联合声明，《中美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中国－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积极推进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为形成习惯法、进而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新法规和新秩序作出努力。　　1998年，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全军外事工作会议和武官工作会议上说，军队外事工作和武官工作要发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军事外交工作和部队各项建设中去，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也撰文指出：伴随新安全观的形成，军事外交日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并在改善国际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求我军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军事外交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创造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建设的安全环境，为加快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持新的更大的贡献。进入21世纪，国际安全环境既呈现了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显示了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复杂趋势。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二十年机遇期的发展目标，但由于台湾问题，我军同时面临严峻挑战。国家对军事的需求、包括对军事外交的需求分量日益加重。我以为，中国军事外交的发展，理论上急需建树，观念上还需更新，以下几点似应特别提出：　　其一，培育和建树中国特色的军事外交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现代社会，军事理论正在沿着两个方向迅速发展：一是战胜理论，二是不战而胜理论。前者通过武器装备及作战理论的优势取胜；后者通过伐谋、伐交占领控制理论制高点获胜，军队的职能和运用方式因而有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军事外交活动已经成为军队战争运用职能的补充。军事外交在现代战争控制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化干戈为玉帛的战略目标和运用军事力量从事外交活动的方式，具有鲜明的特性和相对独立的范畴，其他任何领域不可替代。我国有中华民族优秀的兵学传统，有未来和平崛起的战略需求，特别是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军事外交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专门机构和为数可观的专门队伍，形成了专门的工作领域和运作方式，有了一定的宏观运筹和丰富的实践积累，进行理论抽象、培育和建树中国特色的军事外交理论，从而更加理性指导我军事外交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其二，确立军事力量外交运用的意识。军事作为对外政策的手段，其作用有实战和非实战、显性和隐性功能两个层面。而军事外交历来运行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用非实战的形式发挥其隐性的功能。因此，军事外交领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同样需要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以高明的外交手段进行不流血的战争。今天，我军事外交已不仅是在战争预防、环境塑造、谈判磋商方面发挥作用，而且直接参与兵力运用，如军舰访问，军事演习，维和行动以及前出威慑等，军事力量的外交运用已经成为新的、但是很有前景的兵力运用方式，关键是强化这一运用的作战意识，更加主动的实施。　　其三，理性地利用军事外交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军事外交以实力为后盾，因此同样产生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军事外交是对外开放式的、与国际接轨式的、立足于威慑和控制功能发挥的兵力运用，无论是对于武器装备还是人员素质的要求都很高。同时，军事外交直接影响引进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战术，直接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应当使之融合于军队现代化建设，达到良性循环，相得益彰。　　作者：张炜，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大校　　（原载《中国军事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