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作人研究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材料最少；《知堂回想录》中写了一点，但仅限于翻译工作。——该书本拟在香港报纸连载，特定语境所限，恐怕多有忌讳。相比之下，他这一时期与海外友人的通信，倒是透露了较多信息，或关乎日常生活，或关乎生平回顾，甚至议论时事，几乎无所不谈。这里首先要提到曹聚仁，据他在《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中说，手边存有老人来信300多封,然而迄今尚未认真整理，只在《周曹通信集》收有影印的80来封。再就是鲍耀明，周氏与他通信，始于1960年3月，止于1966年5月。与曹聚仁原系旧日相识不同，鲍耀明与周作人始终未谋一面。然而以畅所欲言之程度论，周鲍通信却不亚于周曹通信。鲍耀明将保存下来的彼此往来通信共745通，并附录以周氏相关日记，编成《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一书，最近已经公开出版。
我们想了解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思想、生活及读书情况，此书可以提供不少帮助。这里且拈出一个小小的例子。1960年12月20日他给鲍氏写信说：“前此乞赐寄精神之食粮，兹又有请求，知有写太阳族之小说，乞为在香港书店一找，无须往东京去注文，书名为《太阳の季节》，著者石原慎太郎，新潮社出版，或在其文库内。”此信发出后8天，鲍氏复信说：“石原慎太郎著《太阳の季节》，今天已将手边一本付邮。”1月6日日记中记载：“得鲍耀明寄《太阳の季节》一册。”书一收着，他显然是随即就读，然而结果却很失望。1月8日给鲍氏写信说：“《太阳の季节》已到来了，看了一遍，虽然‘太阳族’的思想感情，得以约略了解，唯其‘竞技’的背景，觉得极为远隔，今仍将原书奉赵，请赐查收为荷。”同日日记中也说：“得鲍耀明四日信，下午寄复信，并寄还《太阳の季节》一册，因说拳斗事殊无兴趣也。”1月17日给鲍氏写信，仍谈及此事。
《太阳的季节》多年后有中译本，收在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里。我初读周鲍通信，觉得周氏有兴致要读这书实在有点奇怪，及至看到那个结局反倒在意料之中。我想他之不能接受《太阳的季节》，或许是有着比对“竞技”即“拳斗”缺乏兴趣更深一层的原因。记得废名上世纪40年代末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谈到周作人时说：“老年人都已有其事业，不能再变化的，”这里原不含褒贬，只是知人之言而已。说来周作人之为周作人，从思想和文学两方面考虑，大约到了抗战结束写《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等文章时已经完成。此后虽然还有一个文学创作和翻译上的晚期，有几百万字的著译面世，但是如废名所说的他的“事业”，则不再有大的变动。终其一生，总归不超出人道主义即他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范围：一切从人的意识出发，这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人，同时又是“人间”的人，所以他是以承认社会（从“人间”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太阳的季节》则如松原新一等所著《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说的：“石原慎太郎描写了所谓‘无目标社会’的青年的热情，就是说，失去了目标的‘单纯的热情’。”“太阳族”（指小说的主人公那类“行为不检点的青年”）根本就是反社会（也该从“人间”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无所谓反对的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的。这与周作人的思想正处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
《太阳的季节》被称作“纯战后派作家首次发表自己见解的作品”，当初获芥川奖时，日本文坛很有一番争论。老一辈的作家如宇野浩二、佐藤春夫和丹羽文雄等都表示反对。宇野、佐藤与周作人差不多是同辈的人，从日本文学史上看，他们与下一代作家的区别，似乎正落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野之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1965年8月7日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我对于明治时代文学者佩服夏目漱石与森鸥外，大正以下则有谷崎君与永井荷风，今已全变为古人了，至于现代文学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实恐怕看了也不懂的也。”这里“不懂”一语似乎应该以他谈及石原那书时所说的“极为远隔”和“殊无兴趣”来理解，实在也还是时代不同使然罢。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鲍耀明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