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益阳到长沙打工的某男子因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无望之下爬上楼房准备跳楼自杀，在警方耐心沟通、劝解下幸免于难（本报8月30日5版）。而此前，四川农民张春民向身为峨边县首富葛君明索回应得的6000元让地赔偿金，在索回无望的情况下，引燃炸药与葛同归于尽。当这些农民“自杀式”讨薪维权的新闻充斥着我们的眼球时，每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在拷问：是谁导致了悲剧的上演？
对于“跳楼讨薪”的悲剧，我们习惯于把原因归结为农民的不理智。农民真的不理智到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了吗？这样的追问只会让我们自身陷入尴尬：在涉及利益冲突、维护权利的重大问题面前，社会仍然缺乏敏感的矛盾吸纳机制和充分的利益表达机制，农民对于政府的制度内解决机制缺乏足够的信任，而是通过毁灭生命的方式，将问题严重化，来督促不公正问题的公正解决。他们跳楼、自杀等非理智的行为，不过是弱者手中最后一道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武器而已。
于是我们又把矛头指向黑心的包工头。的确，相对于掌握大量经济、社会资源和“话语霸权”的老板们来说，民工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和失语状态。可包工头敢恶意拖欠民工工资，与作为社会公器的政府的缺位失管是分不开的。
一个法治的政府应当为公民的利益诉求提供充足的利益表达渠道，尤其是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为公民提供足够可信任的解决冲突的机制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如果社会矛盾无法通过这些“安全阀”得到舒缓和排解，积压在公众心中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将会不断膨胀，必然会寻求制度外的解决方式，诱发不可控的非正常事件的发生，甚至采取极端方式“孤注一掷”。
当“跳楼讨薪”成为民工维权的一种手段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刘祖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