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领域的“GDP”崇拜一样，当前学术上鉴定、评价务“虚”而轻“实”的不良倾向，产生根源也大致相同：从表面上看，似乎在于考核方法的失之简单，但从实质上讲，却是改革滞后、政府“越位”而导致的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违背。

　　让科研学术单位成为责权一体的独立实体

　　省内一位曾长期赴欧美交流的大学教授，对这样一件事情始终不能忘怀：在世界知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参观时，他惊奇地发现，与国内教育科研机构的各种严格考核相反，这家在科技领域独创大量世界一流成果的知名实验室，治室之道却是老子的名言“无为而治”，在这里，几乎不对成果的多少加以硬性规定。人家的想法很明确：在科研物质条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尽可能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让科学家出于兴趣和爱好自由探索，才是促进出科研成果的上上之策。

　　由此，这位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当前我们学术上的“GDP”崇拜，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上下考核必然带来的弊端。在先进国家，每个科研单位都是责权统一的独立单位，当然可以根据科学自身规律来确定适合的、在质与量之间形成自然平衡的科研考核方法。而我们，尽管包括教育科研单位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步伐远没有企业改革更为迅猛，因此学术单位很大程度上仍像计划经济时一样，一级级接受行政考核。既然政出一门，又要对下属庞大的群体进行考核，必然要采取最简单、最易操作的方式，这样量化管理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但复杂化的创造性劳动又怎能如体力劳动那样去管理呢？这就是矛盾的根源所在。

　　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外科专家、教授孙靖中非常赞同：在国外医疗科研机构，衡量一位大夫或是教授的业绩与待遇，每家都有非常细化、科学的考核方式：如一年多少工作量、能操作多大难度的手术、手术或治疗后的效果、是否遭到病人投诉……等等。这样作出的评定自然极为科学。像我们这样，一位医生仅凭发表论文、获得什么奖项就可一路评上主任医师、教授，在那里是没法想象的。看似我们也不难效仿，但其实却困难重重：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都是责权清晰的独立机构，必须面对社会竞争的严峻考验，所以一定要确定最求实、最有效的考评方法。但我们在有国家统一标准的大环境下，哪个单位实行了这种管理，就等于另搞一套得罪人，实行起来当然会困难重重。

　　与企业及经济领域上的放权是同一道理，要使学术繁荣，学术单位的松绑就必不可少。因此，要真正走出学术上的“GDP”崇拜，加快包括科研教育单位改革步伐，使之成为责权一体的独立体，是首要的、必须加快解决的治本之策。

　　培育形成学术界自身评价体系

　　当前，政府有关部门对科研活动的参与，除了对科研单位的直接行政与资源管理之外，另一个重要手段，体现在对科研奖励的组织。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表面看，这是对科学的重视，但其实这却是造成学术上“GDP”崇拜的一个重要诱因。

　　省内知名学者王乃静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与探索。科研奖励也只应奖励非凡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和贡献。正因为这样，国外的学术奖项少之又少，世界级的科学综合奖，较知名的也就一个诺贝尔奖，而且也不是政府设定。像我们这样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甚至各单位都设奖……奖项之频繁，可说是创了世界之最。奖来奖去，严肃性荡然无存，这对科技进步的制约是极为明显的。

　　学术评奖需要年年评、处处评吗？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著名易学教授刘大钧与自己的学生，几乎一年到头都会受到各类奖项的“打搅”，最后索性不参加了。这位老社科专家言语中充满了对当前评奖的不屑：真正的优秀社科论文或著作成果并不是立即就能见到成效的，而往往需要经过很多年的沉淀和实践检验，才得以展示真正的社会价值。更有些科学成果不但当时得不到社会承认，反而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迫害压制。国外遭到迫害的哥白尼、伽利略，我国上世纪提出人口论的马寅初先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我们这里，有的省级成果，都要兴师动众地一年一评。哪有这么多成果？这些成果又怎么经得起考验？

　　的确，在科研史上，评奖越多，学术越萎缩。山东大学中文系教师李鲁宁举例说，国际上不讲，单说我国明清时期，由政府大力提倡而编辑的“五经大全”、“康熙字典”，就都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倒是全无功利、默默无闻的《红楼梦》、《西厢》永留后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各种条件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却能大师辈出，但何尝有如今这么繁多的奖项？这种反差实在应引起我们的深深反思。

　　政府“退位”路在何方

　　纯为功利而出的成果，很难经得起时间和学术的考验，刘大钧教授认为，政府对学术研究的管理指导思想，应着重一个“淡”字，绝不轻易参与学术的鉴定和评价，尤其对当前已形成运作机制的评奖和表彰，或大规模“清洗”一批，即使保留下来的，至少也应改为五年评选一次。

　　业内人士指出：如何减少越来越多的各种评比和评奖，却并非缩减那样简单，而更需要体制的深层变革：只要我们因袭现在这种行政主管型的科研体制，就势必会在政绩驱动下要求学术界在短期内多出成果，出大成果，大量奖项也就必然在这种潜台词下有增无减。因此，及早变革当前政府主导型的科研体制，培育并形成独立于行政外的学术界自身的评价体系，才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退位”后的政府，是不是意味着对学术完全撒手不管呢？当然不是。著名学者齐涛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当前动辄选拔、表彰某某拔尖人才，但其实这种管理仍是静态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必然弊端丛生。政府完全可以采取市场经济条件下动态的管理方式：对各个领域的科研人才，通过招标实行契约管理，按工作实绩给予报酬，变行政色彩为市场色彩。这样政府就在不插手具体科学评定的同时实现了科学管理，不难达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新境界。　记者　宋　弢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