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存训练”引发关注和思考

大学生“生存训练”引发关注和思考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4日01:11 人民网

人民网记者江南　　关注：50元、15天，特殊的生存体验和实践训练　　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对浙江师范大学大二学生张一威而言，肯定会在记忆中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记：从8月1日到15日，他作为学校选拔出的30名队员之一，和其他同学一起，远赴北京体验了15天“非常生存”的特殊实践训练。　　大学生每人带着50元钱，从下火车开始，在陌生的城市里谋生就全靠自己的努力了。15天里，他们穿行于北京的街巷，争取一份家教、公司文书、翻译、餐厅服务员、超市营业员、推销员、保洁员、送水工等等工作，每个学生都有过两三种甚至更多的工作体验，为自己赚出食、住、行等生活费用。“生存训练”的每一天对大学生们来说都是沉甸甸的，有人为省一元钱公交车费而摸黑出门、步行4小时去上班，有人兼职四份工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人为了能在活动结束时捐出更多的钱、一整天只吃几只馒头。　　这已是浙江师范大学连续第五年组织这样的生存训练活动了，5年间，共有148名学生参加这一活动，足迹遍及厦门、深圳、青岛、上海、北京等城市。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黄华童说，“生存训练”就是要锻炼大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竞争与合作的各种素质，帮助学生获得直接的社会体验、就业体验等实践经验。这是该校设计的一门特殊的实践课程，重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顺利通过“生存训练”就能获得两个学分。参加队员从全校1000多报名者中选拔出来，在学校里都是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骨干。　　几位参加“生存训练”队员的经历，勾画出这项特殊活动的轮廓：　　张一威在北京谋职的第一天，就连着30多次碰壁。从报上发现一个招临时演员的机会，一大早赶到制片厂，人家告诉他演戏需要剃光头。几天没找到工作，50元钱用去了大半，当临时演员每天20元的工资对他来说那么重要，“我干”两字就脱口而出。穿着不合身的戏服、顶着头套，饿着肚子工作到晚上八点多，又费尽周折才讨到那20元钱。“在大学的象牙塔里，不可能体会到生存这样艰难。”后来他找到了家教、卖报等工作。“一开始卖报，怎么也开不了口，眼看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手上的报纸一份没动，我想再不能端着架子，后来我放开嗓子喊，40份报纸很快脱手了。” 　　身材纤瘦的女生李鑫雅忘不了8月5日那天自己异常焦急的心情：连着好几天都没有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还险些误入骗取招工报名费的陷阱，口袋里只剩下10元钱，连付当天的房租都不够。困境之下，她执著地找寻工作机会，一路上盯着有没有“招聘启事”，向一家又一家店铺询问要不要人手，终于得到一份送外卖的临时工作，渡过了危机。“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今后毕业时万一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会更坦然地面对现实，不把期望值调得过高，而是去主动地适应社会。” 　　法学专业的王帅，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上了律师助理，“从来都觉得自己很出色，没想到这份工作对专业的要求大大超过了我的水平，明显感觉到协助律师处理案卷时的吃力”。他坦率地承认，走入社会才发现自己的差距。学英语专业的唐泽龙，在上海一栋写字楼里偶然发现，一位不起眼的“伯伯级”工作人员也能用流利的英文给别人指路，一下子感觉提升自己专业水平、知识层次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　　短时间的“生存训练”，也在相互协作、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队员们之间，筑起牢固的友谊、流动着暖暖的情义。法政学院的周云云至今感激，当店长说五名应聘者中只能留下一人时，其他四位队员毅然决定把工作机会让给年龄最小的她。人文学院的陈慧容发着烧还坚持做保洁工作，队友苏醒知道后，步行两个多小时，给小陈送去药物。在餐馆打工的同学经常舍不得吃自己那份工作餐，打包回来与大家分享。　　在北京的15天里，30名学生打工所得共6515.2元，除去生活开支后节余的3702.7元，全部通过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给了急需帮助的失学女童。5年来，用打工收入捐助困难群体已形成惯例，参加“生存训练”的学生们共捐出16057.26元。　　思考：“生存训练”给大学生带来什么　　这场形式特殊而新奇的“生存训练”，在进行过程中就吸引了不少注意力，活动所在地一些新闻嗅觉灵敏的媒体还派出记者随同“体验式”采访。当然，在吸引“眼球”的同时，“生存训练”也引发社会舆论的争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入思考：“生存训练”给大学生带来什么？　　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活动，如何保障参加者基本的安全，有没有设置一条“安全底线”？这是许多人首先关心的问题。　　也有人发问，作为“生存训练”成立的前提条件，15天只用50元钱这条规则怎么保证，会不会出现个别学生私自带钱、食品等情况？　　作为活动设计和组织方，浙江师范大学认为，外界对此项活动发生误读，甚至批评有“炒作”之嫌，大多源自对具体实施情况的不了解。校团委书记吕迎春说，“生存训练”连续进行5年，其间遇到过各种复杂情形，但始终保证没有出意外事件，靠的是周密的组织、细致的准备。学校给参加者提供了一系列基本保障：团委拿出一部分社会实践经费，为参加“生存训练”的队员支付单程旅费、人身保险费用；由学校为队员落实稳定的住处，一般住在当地高校，每天住宿费仅十几元；几位带队老师全程陪同，及时指导和帮助，要求队员每晚9点前回到住处，开例会交流当天的经验与体会；事先发给队员当地地图，每人自备手机，便于及时联络。毕竟活动是为了锻炼培养学生，在“近乎极限”的状态下激发潜能，而决不是把参加者推向绝境。　　带队老师林德张介绍，为了应对紧急突发情况，每个队员可以带200元的备用金，用信封盖章后封存；但是一旦启用了这笔备用金，“生存训练”也宣告失败。一般要求队员2到3人自由组合，除了彼此照应，也利于互相督促，自觉遵守活动规则。经历过“生存训练”的大二女生袁丽表示，她两次报名、通过层层选拔才如愿入选这项活动，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怕吃苦，更不会私自带钱物。　　此外，人们注意到，活动期间学生们大多从事一些简单体力劳动，确实在短短15天里往往也只能找到这样“立竿见影”的短工；而这些体验似乎与大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专业前景相距甚远。“生存训练”能否实现锻炼和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预期效果？　　“我自己的孩子在上海读大学，我非常希望他也能参加一回生存训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华童副书记认为，大学生走上社会后从事某项工作，看似比较窄的专门领域，实际上对思想、素质、能力乃至人格的要求是全方位的，需要全面的储备，要“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在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吴惠青教授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一路顺利地过来，一直生活在纯化的“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缺少接触，这会对他们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生存训练”更多地让学生们触摸到生活艰辛的一面，虽然只短短十余天，还是给他们留下宝贵的体验。　　厦门大学刘国深博士和“生存训练”队员曾有近距离接触，他觉得，原有教育内容与社会现实有较大脱节，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出现“适应不良症”，而且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碰到问题畏缩不前、束手无策者有之，与人相处自私自利者有之，理想信念缺乏、意志脆弱者有之；“生存训练”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好的锻练机会。　　从一些看似较低层次的工作中，学生们也获益良多。曾在餐馆打工的大三学生李荔波深有感触，在餐馆干了几天才发现，点菜、上菜，乃至进包厢敲门的细节，都有讲究、都有学问，从这里，他学会了考虑问题需要的严谨和周到。“生存训练”不仅仅是用50块钱生存15天，更促使他们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社会。　　今后，“生存训练”会不会继续开展？浙江师范大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黄华童副书记说：“从5年的实践看，很好地实现了‘培养一批人、带动一批人’的目标；而且学生反应热烈，每年都有1000人左右报名参加，他们都希望这项活动坚持下去。”他表示，学校在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将继续每年暑期的“生存训练”实践课程。　　同时，有教育专家提醒，不宜将这种“生存训练”的效果抬得过高。它只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其他实践活动互相补充和推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奋奋指出，“生存训练”能给参与者增添一段终身难忘、长久受益的经历，但不应以简单的维度来评价它的效果，寄希望于它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直接效应，比如帮助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等，毕竟教育还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整体素质，须有教育系统工程的支撑，依靠整体教育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