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险难时刻

邓小平在险难时刻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4日08:51 南方日报

苏北　编著　　险难之二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本期提要：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党在纠“左”问题上再遇挫折。从此，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了。　　历史的列车在风云变幻中驶进20世纪60年代。在经历了3年欲速则不达的“大跃进”之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解决吃饭问题。接着，毛泽东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按照中央的决定，刘少奇要去他的家乡湖南搞调查研究，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下去调研，周恩来去河北，朱德去四川，邓小平去北京郊区。从了解的情况看，当前最突出的仍是吃饭问题，“大跃进”的红旗压扁了农村的粮仓，也压扁了人们的肚皮，而挨饿最惨的是把“亩产万斤的卫星”送上了天的5亿农民。　　邓小平听说刘少奇从他的家乡回来了，赶快登门拜访，想听听南方的经济形势。没想到一见面刘少奇就问：“小平同志，听说你想出个好办法，可以很快解决粮食问题，是什么办法？快说出来我听听。” 　　“是总理给你说的吧？”　邓小平拿出烟，给刘少奇一支，然后给刘少奇和自己点上。“是的，总理刚从这儿走，回西花厅处理中印边境上的事去了。” 　　“西花厅快变成‘西菜厅’了！总理把他院子里的花都拔了，种满了蔬菜。”邓小平把话转到正题，“其实这个办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农民自己想出来的。你还记得吧？去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你汇报过，说安徽宿县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农，因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向大队提出要开垦荒山。大队干部一想山荒着也是荒着，种些粮食岂不更好，就同意了。这位老农上山一年，开了16亩地，打了几千斤粮食，喂了猪，养了羊，不仅自己的温饱解决了，还上交公社近两千斤粮食。消息传开，宿县农民要求把土地包给农民自己种，安徽省委试了一下，果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不改变所有制，只是在劳动方法上作一些改变，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责任制。” 　　“这件事我知道，可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单干。”刘少奇吐出一口烟雾，双眉紧锁。　　“说到单干，我倒要问问那个人，我们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是不是单干？难道一个方向盘三个人掌着就是社会主义，一个人掌着就是资本主义？我看三个人同时掌方向盘汽车非翻了不可。纺纱厂的女工也是一个人看一台或两台机子，这也是单干吗？具体劳动组织方法要根据客观规律制定。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我看这个办法好！”　刘少奇点点头，“中央农村部部长邓子恢也多次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让人家试一试！” 　　当时安徽等地又重新兴起了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曾希圣多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请求允许试办。毛泽东先是不同意，后来同意试办，继而又不大同意。但是，下边仍在实行，公开的不让干，就秘密地干。邓子恢下乡实地调查后，于1962年5月再次提出实行这种责任制的建议。　　7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总书记邓小平表示支持责任田的做法。他说：“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仅仅是对“包产到户”这种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的看法，还涉及认识路线、思想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本来是寻常百姓所说的一句家常话，经哲学家们一阐述，一总结，一发挥，便成了一种理论，即邓小平的“猫论”。　　在当时情况下，“猫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正因为如此，“猫论”既给予人们以很大的启迪，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次讲话以后，“猫论”便不胫而走，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开来。　　“猫论”的版权并不完全属于邓小平，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就写过“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据说此语出于唐代李荃的《黄帝阴符经》。也就是说，这条俗语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发明出来了。邓小平的家乡是天府粮仓，农民护粮，家家户户几乎都养猫。一只猫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否捉住老鼠并捉得多少。“猫论”就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并逐渐流传起来的。由于这句俗语隐寓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表象与实质的关系，因此它就有了被进一步引申的可能。　　不过，作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邓小平历来深知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所以对于“猫论”的引用，他一直十分慎重。有关资料表明，60年代以前，邓小平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始终没有提过“猫论”。到60年代前期，他也只是在一些范围很小的会议上，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偶尔几次引用过“猫论”。在作上述讲话时，邓小平曾多次提到“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这表明邓小平在中央没有统一意见前，他是很注意组织纪律的。　　毛泽东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不能接受“包产到户”，虽然曾讲过可以试一试，那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在根本上，他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它反映了地主富农的利益”，是“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至于“猫论”，他认为所谓“黄猫、黑猫”，就是说“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要阶级斗争。　　7月上旬，毛泽东从河北邯郸回到北京，当夜陈云就去见毛泽东，谈了他赞成搞包产到户的意见，认为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并存，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　　后来，田家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农民群众欢迎包产到户的事。他还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与其自发地由农民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全国农村可以百分之六十搞包产到户，百分之四十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1962年8月至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上以“阶级、形势和矛盾”为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就要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要“重提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毛泽东空前激烈地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认为，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被毛泽东批判的这“三风”，都涉及邓小平，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也表明他们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尽管后来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国际“反修”斗争中还继续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但在国内问题方面的合作越来越难了。　　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毛泽东非常欣赏、信任和器重邓小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升迁之快，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法问题上，两人的关系竟因思想认识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因为毛泽东没有像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那样亲身到农民中去，亲眼目睹农村遭受“左”倾错误破坏之严重和农民生活之艰难，感受也就不如他的战友们深刻。加上毛泽东性格上的理想主义等因素，使得他渐渐疏远了过去一直予以信任的战友们。　　“猫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作为批判“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靶子”使用的，而现在则被是用来表述邓小平的务实思想。“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桩著名的“文字狱”，“猫论”从一开始就遭到严重扭曲，形成种种讹传。如：改头换面——在文字上变成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将白猫与黑猫被夸大成为两条道路根本对立的政治概念。“猫论”被解释成“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主义”。于是，“猫论”成了唯生产力论的同义语和实用主义的代名词，成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政治观点，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　　然而，出乎林彪、“四人帮”一伙意料的是，批判来批判去，“猫论”非但没有被批倒批臭，反而使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高贵品质，对“猫论”产生了好感。这种好感一方面出自人民群众对邓小平的敬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要求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烈愿望。　　“黄猫、黑猫”不过是一种比喻，邓小平使用这种比喻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而言的。如果不加分析地滥用，那就会使之庸俗化，甚至与提出者的本意大相径庭。20世纪80年代初期，薄一波曾当面请教邓小平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　(20) 　　预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指责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思想冲突。请看明日本版：“险难之二十一：‘独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