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险难时刻

邓小平在险难时刻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5日08:19 南方日报

苏北　编著　　险难之二十一：“独立王国” 　　本期提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指责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思想冲突。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打倒，邓小平当了整整10年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身处第一线的邓小平协助中央主席处理了日常工作，亲自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毛泽东便多次提出他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不再过问日常事务，要退居二线专心研究理论、政策。他还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毛泽东曾专门向与会者推荐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 　　“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毛泽东接着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 　　1959年4月，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请求。为鼓励邓小平放手工作，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毛泽东的讲话极富散文诗的特色，他转身面向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 　　既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而且又一直鼓励邓小平大胆“行令”，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小平便真的无所顾忌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但时间不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引起的。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　　随后，中央又制定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派出大量的工作队、工作组进驻农村，“四清”运动在全国部分农村开展起来。　　“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继之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驱使下，毛泽东愈加关注意识形态。以“游动哨兵”自诩的江青和康生等人，别有用心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假情况，出了许多坏主意，使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状况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和错误的决策。11月的一天，毛泽东指责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进一步指责全国文联和各文学艺术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在毛泽东这些批示、讲话的指导下，一批文艺作品被错误地当成“毒草”受到批判，一批文学艺术家被错误地当成“修正主义分子”受到迫害。文学艺术界空气紧张，万马齐喑。文艺界这种“左”倾批判运动，很快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学术领域。　　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邓小平在1965年3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试图控制意识形态领域里“左”倾政治批判加剧的局面，他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　　但是，邓小平的意见已经不能产生效果，既不能对毛泽东发生作用，又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由于邓小平的意见同毛泽东的思路相左，致使他们之间本来很亲密的关系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地疏远了。其实毛泽东已有感觉，后来他多次指责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可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中央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恰好说明了有必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通过大乱，达到大治。　　毛泽东认为，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几乎都与“三面红旗”、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60年代初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相联系，这是国内阶级斗争乃至国际上与帝、修、反斗争的反映。所以，他不满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斗争，他要把斗争直接引向政治，引向中央高层。　　对于毛泽东这些“左”的理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虽然很难接受，但是由于民主集中制日益受到损害，同时也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领袖地位，他们在一些方面不得不违心地附和。即便如此，头脑机敏的毛泽东还是越来越感觉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与自己的思想不一致，因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1月底，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用反话向刘少奇将军，并把邓小平也捎带了进去。他对刘少奇说：“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刘少奇明明感到毛泽东的话带有情绪，还是小心认真地回答：“我搞不来……”“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毛泽东坚持说。　　12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认为这是一般的汇报会，便善意地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但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在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农村“四清”工作时，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刘少奇提出了一些疑问，毛泽东就生气了，说“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议，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　　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当毛泽东讲到“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受到了刘少奇的当面反驳，毛泽东对此十分恼怒。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此后，事态的发展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越走越远。毛泽东把“反修防修”的视线集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身上，一些重要的事情不再和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常委通气，而是支持江青、康生等极少数人暗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早春2月，春风依然寒气逼人。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诬称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此文经毛泽东看了三遍，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众所周知，此文的发表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对于1956年至1966年社会主义在中国曲折发展的十年历史，邓小平和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过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客观公正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失误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毛泽东的失误，是“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个人崇拜之风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监督制度不健全甚至失去了作用，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失误。再加之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失误，这就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1) 　　预告：邓小平视察水陆两用坦克制造厂，因大雨不停，道路泥泞，坦克表演临时由水中改在室内进行。隆隆作响的坦克突然失去了控制，犹如一匹野马向参观的人群狂冲而去……请看明日本版：“险难之二十二：观看坦克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