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
前不久，某报报道了一位以捡拾垃圾为生的农村老大娘含辛茹苦先后收养了十几个弃婴的事迹。大娘的事迹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记者在挖掘老大娘这一新闻人物的“闪光点”时，把老大娘收养弃婴的精神动因解释为近年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感化，读罢却让人如吞鱼刺，难以下咽。生活在最底层度日维艰的老大娘收养弃婴，原本出于她善良的心地、悲悯的情怀，报道的作者却硬要人为地把她“升华”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精神拔高”。
“精神拔高”者有着浓厚的政治万能意识，他们喜欢（或者是习惯性地）把取得的成绩和社会的些微进步都纳入到当下的某种政治理念、政治宣传里去，以凸现其非凡的意义，从而“鼓舞”、“教育”群众。这种“拔高”的基本做法就是“归类”，把群众的良心、良知和良行归于某些正在大力宣传的“政治名头”、“精神理念”中，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成绩、取得的进步看成是在什么什么的照耀下、在什么什么的指引下、在什么什么的关心支持下、在什么什么的教育鼓舞下的产物。
今人的这种“精神拔高”情结与当年写英雄欧阳海的作家金敬迈如出一辙。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里，写到欧阳海在奔驰而来的火车面前舍命推马车时，用了较长的篇幅来刻划英雄的心理活动：在这生死关头，欧阳海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想起了党的光辉，想起了自己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的幸福成长史……有人提出批评，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英雄还来得及想这么多吗？他想得出了神不会耽误推马吗？当然，这话在当时政治至上的环境里不能说，说了肯定要打成反革命。因而，在当时，金敬迈这样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雄在千钧一发之时的这番心理描写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灿烂、哺育万物，很有政治高度，有着很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很“典型”。
“精神拔高”绝大多数时候是出于宣传和造势的需要，凡事拿个政治大名头来罩着，或者凡事故意往政治大名头里凑，无非是借政治大名头来吸引眼球制造轰动效应，或者给政治大名头增光添彩。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往往与人们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这种刻意的“精神拔高”，无形中贬低了人们的自我觉悟和自我提升的能动性，矮化了人们的精神。某县县报报道，该县县委书记一年之中下了乡村组若干次，县报表扬县委书记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模范。县委书记作为基层党组织领导，工作职责要求他多下乡镇村组，多行调查研究，掌握民情民意，多为农民群众办实事。现在他做了他原本该做的事情，却上升到了“三个代表”的高度，这既矮化了县委书记的形象，又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严重“缩水”。读着这样的新闻，人们不仅要问，难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仅仅在于推动县委书记下乡？
更搞笑的是挂在某商场门口的一条横幅：“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商品一律九折”。商品九折也好一折也好，都是商场的促销逐利行为，与“三个代表”何干？还有刷在某县办水泥厂围墙上的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连发展散装水泥也是国策了，我们的国策还有什么严肃性？诸如此类的“拔高”，让人看到的是追逐功利的急切心，被矮化的则是被人胡乱借用的政治名头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