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视中达到理解与同情

在对视中达到理解与同情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6日09:24 南方都市报

前沿对话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文钦一直致力于澳门及广州近代史的研究，由此接触到众多由西方人写中国的书，他曾亲自参与美国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书的编辑、注释工作。　　记者：19世纪后中国与西方的接触频繁起来，其中有些人就把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书，写这些书的主要是些什么人物？　　章文钦：北京最早有“钦天监”，是负责“满汉西洋历法”的，另一方面来说，中国明代就已经有天主教堂了，所以西方人进入到中国，从明代开始就有明暗两条线，一条是钦天监，还有一条就是传教。但写成书的人，一类是来华做贸易的商人，像鸦片战争后做过香港总督的德弼时，他刚开始的身份是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后来开始学汉语，写过《中国见闻录》等书；另一类就是传教士，最有名的是马礼逊，他最初到澳门，1807年后到广州，不过当时他要隐藏传教士的身份，公开的身份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翻译，他编写过《华英字典》、《广州土话字汇》等五六本有关的书。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直禁教的，直到1845年左右才解禁，后来传教士的活动就更加频繁了。还有一类人，就是外国的来华使节。　　这些人刚到中国来，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他们着重写的就是给他们印象特别深的中国民俗风情，这一方面具体来讲有两本书最有代表性，就是美国人亨特的《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1838年，英国人汤宁写过一本《番鬼在中国》，篇幅非常大，比亨特的两本书还要厚。以后进入到中国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写关于中国的书也就多起来。　　记者：外国人为什么要写这一类书？这一类的书是不是主要带着一种猎奇的心理？　　章文钦：外国人也要了解中国，介绍中国社会的书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他们写关于中国的书，整体上来说就类似于中国的外销画，内容主要是中国的风物，包括人物、社会风貌、各行各业，包括各种刑罚的方式等等，这些他们都是有兴趣的，但是画的风格又完全是西方的，实际上是以西洋人的眼光看中国。在这些书籍当中，有相当部分是游记一类，内容涉及语言、历史、文化、政治等。　　记者：我总是有点怀疑，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久，这些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是不是真的了解了这个社会？而且，到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以一种战胜者的姿态，是不是能够在书中保持客观心态来反映一个较为真实的中国？　　章文钦：总体上来说他们的认识还是比较浅的，最有深度的是利马窦和马礼逊两人，他们是真正比较了解中国的。其实，从这些西方人写中国的书中，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是在逐渐演变的。刚开始的时候，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什么都要比欧洲好，“到处都是黄金”，后来了解多了，又逐渐深入到内地去，也看到了许多社会的弊病，包括王公大臣们的腐败，也就有了不同的评价。总体来说，他们的认识是在逐渐转化的。到马尔特尼的时候，他说：“中国是一艘已经千疮百孔的头等战舰，只要遭遇一场大风雨就会沉没。” 　　记者：从学术上来说，这些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里？　　章文钦：西方人写中国的书，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现在西方的汉学是从利马窦开始，同样也是起源于那些传教士及商人兼汉学家们，他们在书中的写法，基本代表了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真实态度。到晚清之后，出现了像曾经做过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他对中国的了解比起马尔特尼更为深入，这时候的中国对西方人已经不再是那么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