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应是科学工作者

经济学家应是科学工作者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6日09:24 南方都市报

经济学家应是科学工作者　　夏业良认为，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非经济问题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经济观察　　苏可(特约采访人) 　　过去不少知识分子争当作家、诗人、哲学家，现在的知识青年可能比较向往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因为在现有的社会人文学科中间，经济学的逻辑性比较强，具有较强的科学理性与客观性，分析、推理的科学特征较为明显，因此更加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如果用经济学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去分析非经济问题，往往也能取得良好的分析效果，因此它在经济学以外的领域也很受欢迎。　　记者：夏先生，您好，最近看到您的新作《经济学能做什么》，感觉这个书名非常有趣，怎么想到取这个书名？　　夏业良(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其实这个书名是郑州大学出版社的策划编辑与我商量之后定的，取自书中《科技时报》记者对我的一次访谈录的标题，因为中信出版社在2003年6月为我出版了一本名为《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的文集，当年10月我在北京图书大厦的一次签名售书演讲中，曾经用过“经济学能做什么？”作为当时的演讲主题。而我交给郑州大学出版社的书稿名称最初是《寻求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出版社当然要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如何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知识的普及意义上说，也需要用一些较为典型的事例，通过经济学的视角简要分析和帮助那些对经济学较为陌生的读者，使他们感性而直观地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内涵。　　记者：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的分析目前似乎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学家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大众媒体中也非常活跃，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夏业良：首先，经济学在中国取得这样的地位和关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很少听说过什么“经济学家”，只知道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等，当时中国大学里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且以苏联版本为标准教科书。对于经济学(当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基本定理、知识、方法和工具的讲授受到很多限制和压抑，所以尽管当时有一批在国外著名大学经济系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者(比如马寅初、陈岱孙、罗志如等前辈)回国任教，也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宽松自由的教学与研究氛围。　　记者：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改变了。　　夏业良：对，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和推广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领域中的主流趋势，“西方经济学”的名称也逐渐回归为“经济学”或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热门的学科，甚至被人们称为“显学”，与过去(“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少知识分子争当作家、诗人、哲学家一样，现在的知识青年可能比较向往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一方面是经济学家在当今中国社会的需求程度较大，在官方和民间的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有些经济学家还逐步成为政府中的高级官员或智囊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现有的社会人文学科中间，经济学的逻辑性比较强，具有较强的科学理性与客观性，分析、推理的科学特征较为明显，因此更加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如果用经济学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去分析非经济问题，往往也能取得良好的分析效果，因此它在经济学以外的领域也很受欢迎。此外，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制度演进或变革时期，许多非经济学领域受到学科环境的制约，不能充分发挥其学科内在的分析功能(比如说政治科学、法学、社会学等)，因此需要暂时借用经济学的术语、工具和方法来进行局部的突破和创新。　　记者：但也有不少人指责或批评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和“话语霸权”现象。　　夏业良：确实，有些人经常攻击经济学家不自量力，老是侵占别人的地盘。而事实上，并不是经济学家自己一厢情愿地就能够获得这样的“话语霸权”，如果他们占据了这样的优势，也只能说明社会对他们有更多的需求，甚至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也产生了对经济学家的需求。实际上在这些非经济的领域中，经济学家更多的是以内在逻辑和科学理性说服别人，或者是从制度经济学或公共政策的层面发表意见。如果有一天，经济学家不再能够在政治科学、法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领域喧宾夺主地发表见解，就说明社会制度环境已经得到明显的改进，这些学科领域已经能够更加自由和充分地进行学术争论和探讨了。到那时，经济学家将更加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内部分工也会愈加细致和严密。但是跨学科性的研究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特色之一就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往往超出了传统认识的范围。　　记者：经济学家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私利？换句话说，经济学家是否总是要为特定的利益集团说话？　　夏业良：这是一个较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应当说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他当然具有“经济人”所普遍具有的自利理性，必然要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但是他的工作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他要在公众面前说话，就必须取得公众的信任，如果他总是为某一特定集团的利益说话，就会在公众面前丧失一部分支持者；如果他在学术界说话，必然希望得到同行的认可和拥护，如果他缺乏科学理性，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任意发表违背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言论，就会逐步丧失学术信用，从而被学术界所唾弃。　　如果他选择要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那么可能是他预期中的收益要大于他可能招致的声誉败坏和利益受到损害的成本。但是经济学家往往是不自觉地在为某个或者某些利益集团说话，有时甚至不会得到任何直接的经济回报。如果经济学家考虑到自己的声誉和长期利益，就会倾向于谨慎地发表言论，尽可能地避免作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除非他不爱惜自己的声誉或者不考虑自己的机会成本。从更加实际的层面上说，如果经济学家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和科学精神，审慎地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有可能面对的是更加广泛的需求，甚至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同需求，虽然需求的程度和范围可能并不一致。当前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经济学家应当是具有强烈的公众服务意识、实事求是地用事实和论据说话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所追求的应当是长期的声誉和回报，而不该被短期利益和特定集团的诱惑和小恩小惠所收买。　　图：　　《经济学能做什么》，夏业良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