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回购——巴菲特的独到之处(104)

股票回购——巴菲特的独到之处(10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6日16:52 人民网

“安德鲁·梅耶常常提醒我要当心沃伦·巴菲特这个人，”凯瑟林·格雷厄姆女士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说。“他认为所有从事公司收购的人都是在自寻烦恼。但是，在我对巴菲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了解之后，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易于交往、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 　　尽管巴菲特一直在劝说格雷厄姆女士，但是梅耶始终追着她询问，“你的老板到底怎么样？” 　　巴菲特在完成了向《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投资之后，格雷厄姆女士仍然对这位购买了《华盛顿邮报》公司巨额股份的人心存疑虑，于是，巴菲特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坦诚地告诉格雷厄姆女士，自己不会危及她在公司中的地位，他很清楚格雷厄姆女士可以通过自己所持有A股股票控制着公司的主要经营。　　“我知道，《华盛顿邮报》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属于格雷厄姆。这很符合我的意愿，”巴菲特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这封信后来被人们戏称为《亲爱的格雷厄姆女士》。　　但是，有一件事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问题：巴菲特可以提醒她，25年前自己曾经在《华盛顿邮报》做过报童。顺便还可以提一句，巴菲特在40年代做报童所积攒起来的钱，为自己创造了一半的原始投资资金。　　“巴菲特在1971年就曾经请凯的一位朋友查尔斯·皮特斯，帮助自己引见格雷厄姆女士。巴菲特之所以想认识格雷厄姆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当时拥有《纽约人》杂志的股票，他正打算出售这些股票，同时他希望能够劝说凯承接这些股票，他认为《华盛顿邮报》最适合成为这份杂志的所有者。凯对他的建议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趣。” 　　凯瑟林·格雷厄姆在《我的历史》一书中说，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时代》周刊的办公室里。这次见面是在巴菲特收购《华盛顿邮报》的股份之后。巴菲特再一次向格雷厄姆表示，绝对不会干涉《华盛顿邮报》的内部事务，凯瑟林·格雷厄姆邀请巴菲特到华盛顿共进晚餐，并参观一下《华盛顿邮报》公司。于是，巴菲特成为了她的商业顾问。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友谊和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　　1974年6月末……“我参加了一次在洛杉矶召开的分析家会议之后，顺便到拉古纳海滩拜访了沃伦和苏西夫妇。沃伦一家对我的到来感到非常兴奋，尽管他们从1962年以来，就一直住在拉古纳海滩，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曾经去过海边，这一次，他们一家已经准备好了海滩太阳伞和游泳衣，他们希望我能在这里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日。他说，我的到来‘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无比的兴奋……因为与我们一家过去的生活规律相比，这一次我希望能够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我在这里的两天非常紧张，但是也非常愉快，我们探讨了很多问题，包括他加入《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会的可能性。” 　　1974年，巴菲特被任命为《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并主持财务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他提议回购《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　　我在这些年所采取的措施、巴菲特在财务金融方面提出的建议，以及我们之间的经常性沟通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仍然是，他劝说我回购公司股票，这让我们受益匪浅。以前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虽然回购在今天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在70年代中期，还没有几家公司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当时我认为，如果以公司全部的资金购买自己发行在外的股票，那么公司的成长能力将会大受影响。沃伦为我提供了各个方面的数据，通过这些数字向我说明了这一措施不仅可以从长期为公司带来收益，甚至使公司在短期内就可以从中受益。他反复强调，目前的股票价格如何低于真实价值，回购措施与目前所采取的各种方案相比，如何具有其特殊的优势。他让我逐渐明白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回购《华盛顿邮报》公司1％股票的话，我们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拥有更多的股份。于是我认为我们的确有必要这样做。　　格雷厄姆女士后来曾经说，“和巴菲特在一起，你永远会感到愉快和有趣。” 　　这就是巴菲特的发明——股票回购——同时也是巴菲特的独到之处，充分体现在《华盛顿邮报》公司中。从1975年到1992年，《华盛顿邮报》公司一共回购了发行在外的43％的股票，平均回购成本为每股60美元。也就是说，公司只用相当于现值1/10的价格回购了超过40％的股份。到2000年为止，《华盛顿邮报》公司已经购回了一半的股票，这意味着所有公司股东拥有的股票价值是实际资产的二倍。　　此外，巴菲特还建议应该把《华盛顿邮报》公司现有的养老金基金，从大银行转为由以价值增值为导向的基金管理人管理。在把基金转为有价值型管理者管理之后，尽管《华盛顿邮报》公司要求基金管理人至少把全部资金的25%用于债券投资，但是整个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仍然非常可观。　　在一个周末（1979年的一天），沃伦和我一起开车去格兰·维尔比，当时他小心翼翼地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他的要好朋友、同时也是投资家的比尔·鲁恩和桑迪·高特斯曼已经为自己和他们的客户购买了大量的《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最近他们准备出售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股票。鲁恩目前管理着塞奎亚基金，高特斯曼是第一曼哈顿公司的合伙人，他们正在筹划出售自己所持有的《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　　沃伦一直盘算着怎样才能更委婉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他希望尽可能减小这个消息给我带来的打击。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第一反应是流出了眼泪。这些以判断准确而著称的狡猾的投资家们已经不再信任我们了；其他的投资者肯定也会步他们的后尘，相继抛弃我们。我认为他们的动机，不过是对我的管理所作出的评价，很明显，他们已经发现了我的需求。　　沃伦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安慰我，他向我解释说，比尔也认为自己对《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的管理一直很成功，以至于《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在他的整个投资中比例过大。他有权调整自己的股票投资组合。“你不可能真正地了解华尔街”，沃伦一直在这样安慰着我。“现在人们很少会从长期角度考虑一只股票。如果你的股票能够达到每股100美元的价格，华尔街的投资者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购入你的股票。”当然，我知道他不过是在安慰我而已；要想让我的股票能够达到每股100美元绝对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他并没有让我感到有丝毫的宽慰。　　当然，对于比尔和桑迪的做法，沃伦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这对于公司的成长过程具有长期的积极意义，正像当初收购《时代先驱者》一样。尽管他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马上意识到公司在长期内肯定会从他们的抛售中有所受益。他一直在努力说服我召开一个会议，并且补充说，“不要担心。只要他们抛售，我们就一定买下来。我们必然会从中受益，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后悔的。”尽管我还有点担心，但是我们仍然还是以每股21.91美元的平均价格回购了这些股票，而这些股票则是比尔和桑迪是在进行两次股票分割之前以相当于每股6.50美元的价格购买的。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沃伦和我有一次谈到了女人在工作中常常流泪的问题，我马上想到了我们曾经一起去格兰·维尔比的事情。他笑着说：“当然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可是赚了几百万美元。下一次流眼泪的时候一定要先给我打电话。”他又说：“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凯。如果你当时没有买入的话，我恐怕要哭了，总之看来，在我们两个当中，总有一个要哭的。”（摘自《投资圣经：巴菲特的真实故事》“中国与世界500强企业发展研究基金会筹委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