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发布研究报告，炮轰海尔、TCL以及格林柯尔，质疑“席卷国家财富”的“民企神话”,九成网民赞成；有不同的意见，也是中规中距的各抒己见，少有侮辱谩骂的。然而，8月30日《经济日报》发表的一篇《狗拿耗子》的“乱弹”，却对郎氏进行了莫明的讽刺与谩骂。

　　《狗拿耗子》一文称，谁对谁错的问题，应该由法院里的法官来论定，作为一个学者，接二连三地指责上市公司，这种现象是否有些“狗拿耗子”之嫌呢？

　　郎咸平研究认为：TCL创业22年，陈东生由身无分文到近12亿的身价，成为TCL改革最大的受益者，TCL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国有资产流向个人的过程。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美菱时，先大幅度提高企业运营成本使其大幅度亏损，完成收购后将运营成本降到零，制造了接手后扭亏为盈的民企神话，实际上在国退民进中席卷了国家财富。

　　这些大面上的东西，曾经主持和批准企业改制的地方政府官员不可能不清楚，只不过可能一些以改制成功为政绩的官员不愿言明，一些手脚不干净的官员不敢言明，一些新闻媒体不了情况无法言明或虽了解情况也无法言明而已。

　　这些改制中的暗箱，内地的经济学家们不可能研究不出来，只不过有的经济学家受雇于某些企业后，就象律师维护雇主利益那样不去讲真话；有的经济学家则是研究的“经济政治学”，经济理论要为政治风向服务不好讲真话，因此才有了朗咸平的一鸣惊人而经济学界的集体失语，才有了耗子越养越肥而猫们不出声、不作为的特殊景观。虽然黄苇町先生曾经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中用苏联改革中出现大量经济寡头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启示过国人，但人们却把它看成了老大哥可怜的过去，而不大去联想自己现实中是否存在类似的危险，倘有不字，便是仇富，帽子怪吓人。

　　这种情况下，朗先生凭着良知仗义直言，将自己的研究报告公之于众，以期引起关心者的思考、管理者的补救、决策者的反思、改革者的警醒、执法者的警觉，使国有资产得到保护，使国退民进更加规范，有何不可有何不妥呢。对宏观经济运动及微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报告，本身就是经济学家份内的事，又有什么“狗拿耗子”之嫌呢？

　　当法律之网尚未捕捉到席卷国家财富的犯罪行为时，当法官们尚未接到检察官移送的席卷国家财富的经济案件时，如同几年前香港记者报道慕绥新的昂贵服饰引起法纪机关的注意那样，由香港经济学家研究报告的可能的“席卷国家财富”问题，正好填补了预警系统的某些空缺，尽管这让人感到尴尬，却实在可贵得很。当猫们不管不问耗子的问题时，不咬空声之狗发出警报，于世于人皆有利，又有何不可呢。

　　《狗拿耗子》一文问，如果现实中真存在朗先生所指出的那些事情，那么利益受损者一方为什么没有利益代表及时跳出来呐喊呢？现实改制中“席卷国家财富”的事情，早已为揭露出来的若干腐败案例所证实。“利益受损者一方”中，大量下岗失业的职工心知肚明，只不过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来予以证明；然而，他们上访指控一夜暴富的那些原为国企老总现为民营企业家的人侵吞了他们的膏脂利益，难道不是早就“及时跳出来呐喊”了吗。

　　朗咸平研究改革中的国资流失现象时，并未将研究对象说成“耗子”，笔者自然也不会将被朗先生炮轰的对象视为“耗子”。海尔张瑞敏先生说，国有资产有国资委管着，我们只管做自己的事；如是从容豁达，让事实来讲话，才是被研究者应有的态度。被朗先生说了声狂欢便狂怒，气急败坏地找朗先生打官司，虽有那权利，反让人看出底气的不足；莫明其妙发出“狗拿耗子”的观感，同样有其权利，也让人看出些许滑稽和荒谬。

　　一般说来，除了鲁迅等革命者对丧家的资本家的泛走狗的斥打外，将人比作狗，是不礼貌不道德的。不过也有人自喻为狗的。国家审计署长李金华就说审计是国有资产的看门狗，我以为，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功狗吧。要说朗先生是“拿耗子”的“狗”，我以为，那就是为国资不流失而研究、为公众利益而发言的“功狗”了。经济学界多一些这样嗅觉灵敏、直言不讳的功狗，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自然，也就是耗子及其帮忙或帮闲者们的不幸了。(稿源：红网)(作者：朱兆龙)(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