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成博士新著谈公司治理受中外专家学者好评

何家成博士新著谈公司治理受中外专家学者好评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7日13:19 新华网

2004年5月，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家成博士《公司治理：结构、机制与效率》一书。这是2003年5月该社出版他的《公司治理比较：全球信息与通信业案例比较》一书后，又一本研究公司治理的力作。这两本书出版后，引起了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关注，并受到一致好评。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研究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或者是民营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十分重要。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和专家，结合这两本书的出版，谈了他们的看法。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张卓元教授在读了《公司治理比较：全球信息与通信业案例比较》一书后说：从全球来看，公司治理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保持我国十六大以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好势头，目前需要突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教授在为《公司治理：结构、机制与效率》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完善公司治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在解决这一难题，对我国企业而言，更迫切、更突出。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能否在世界舞台上立足，关键要看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能否立足。要在国际上立足，不仅仅是在管理上、技术上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很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教授在为《公司治理：结构、机制与效率》一书作序时写道：近年来在美国、欧洲连续发生的公司丑闻，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确保公司治理的完善，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不论对哪个国家来说，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如果要推动经济发展，造福国家和社会，而不只是往富人口袋里装钱，或时而让少数人腐败致富，那么，公司治理始终都应成为关注的重点。针对中国的情况，他指出，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寻求到海外上市，或寻求在海外市场投资，中国企业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公司治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确保公司治理的良好，对所有国家来说，都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一国的资源和一个人的股权投资，要想得到最大化的收益，并且能将这些收益重新投回到高产出的经济中，那么，有效的公司治理是最至关重要的。转轨经济国家要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尤其困难。人们只要看一看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就能明白，如果没有好的公司治理，国家将会遇到何等棘手的难题，进而将会面临何等的困难。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怀特·帕金斯教授在评论时说：近几年在美国发生的公司丑闻表明，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在保证公司治理正常发挥作用方面，也一直遇到困难。东亚大多数国家，只是到了最近这些年，才意识到他们面临公司治理和经理人假公济私问题的严重性。直到现在，在这个地区，小股东几乎没有权力。也决不能说，中国现在可以排除在这种东亚现象之外。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企业几乎没有经营自主权，因此，公司治理并不是真正的问题。但今天的中国已是市场经济，不论是私有还是公众企业，也的确面临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问题，而在上海、深圳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面临这类问题就更为突出。因此，在中国，能否以及如何解决公司治理问题，与公众和私人企业能否持续发展，关系极大。显然，能否稳步地改善中国的公司治理，将成为支撑中国21世纪发展所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并将决定中国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步伐的快慢。　　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兼CEO威廉·哈里森先生也评论说：在美国，进入21世纪后，正是诸如安然、世通这样优秀公司的倒闭，才导致了美国制订颁布《索克斯法案》等法规。制订这些法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目的在于重建公众对美国公司的信心，并把公司治理实务置于法律之中。对于中国企业，他认为，过去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经济改革政策。现在，中国已建立了一些在规模上是世界级的公司，另一方面，中国的私人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了起来，并成为推动中国令人瞩目经济增长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当然，中国企业需深深地懂得，所有成功的大公司，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他们坚信并遵守如下信念：现代公司的核心价值，来自于为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和社区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履行责任和义务。　　何家成在两本书中对公司治理的研究有不少探索和创新。对此，这些学者专家给予了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张卓元教授说：自公司治理问题提出后，国内外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理论探索。我读了《公司治理比较：全球信息与通信业案例比较》一书后，感到这本书中的一些见解，对改善我国公司治理颇有参考价值，以下几点特别值得一提。他详细评论了该书在公司治理概念、治理模式、董事会、独立董事、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私有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等八个方面的一些创新。特别就公司治理的研究方法而言，他赞赏道：目前，在我国公司治理的研究中，常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纯理论推导型的，另一种是个别企业的案例分析型的。作者在本书中采用的方法是，在同一行业中选择10个不同的国家的大型上市公司，对他们的公司治理进行比较。这种方法的有利之处，正像作者所说:了解某个国家的公司治理有一定意义，了解多个国家公司治理中共同性、趋势性的做法，意义更大。各国公司治理的个性，往往与他们各自所处国家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存在差异有关，也与他们各自的发展历史、竞争环境、战略目标存在差异有关。但是，各国公司治理的趋同性，往往是全球投资人成熟的内在要求，也是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趋同性，对不同国家、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公司治理，或迟或早会产生重大的、本质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在公司治理研究方面，具有强调个性、强调差异性、讨论英美模式好还是德日模式好的特点，这对于认识公司治理是有益处的。而作者强调要研究各国公司治理共同性、趋同性的做法，对于深入研究公司治理以及推动我国完善公司治理的实践，是一种新的探索，也是有益的。　　刘国光教授则评论道：通过这两本书，我感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公司治理的概念界定，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推进股份制与发展混合经济，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探索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改革，改进和完善监事会制度，建立确认经营业绩真实性的制度，改革经营班子的薪酬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改革等方面，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是有见地的。这两本书堪称是研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的上乘作品。对何家成博士在理论研究中为什么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刘国光教授介绍说：在上世纪80年代，何家成博士对那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诸如改革道路的选择、宏观经济调控、价格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观点和建议，是当时年轻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此后，他先后到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工作。在积累了较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后，90年代至今，他在国有资产的经营者、管理者和监督者这三种岗位上，担任了重要职务，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　　托尼·赛奇教授赞赏道：我以为，不仅对企业界，对政府官员来说，读一读《公司治理：结构、机制与效率》这本书，都很有意义。通过对一系列跨国公司的案例分析，他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提取了许多关键因素。这对中国企业来讲，恰恰是十分重要的。他指出，从何家成博士的研究中，人们可以提炼出以下四项有用的措施：第一，所有权与管理权应当明确分开。第二，要实行股权多元化，国家也可以成为少数股份持有者。第三，要简化企业的管理结构，对专业经理人的经营业绩激励，应建立在彻底检查他们经营业绩的基础上。第四，中国需要继续推动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分离的计划。　　怀特·帕金斯教授在谈到他读完这两本书的感受后认为：何家成博士关于公司治理的书，分析、概括了世界著名跨国公司长期致力解决治理问题的经验，并探讨了这些经验是否适用于解决中国今天面临复杂的治理问题。他说：中国公司治理的改革和转型，需要许多知识和经验。这两本书在这方面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威廉·哈里森先生说：我在2003年与何家成博士讨论美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公司治理问题时感到，他对公司治理问题的深刻见解，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实践中，对处于经济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讲，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评论这本书时，他说：对近年来全球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所推行的改革，何家成博士是相当熟悉的，但他却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研究经久不衰企业的公司治理。这些企业，正如本书所描述的，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治理方法，因此，他们的股东获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威廉·哈里森先生特别提到：就我个人来讲，由于一直从事金融工作，因此有机会与这本书中所研究的诸如埃克森美孚石油、通用电气、辉瑞制药，以及其他许多著名公司的领导人一起共过事。这加深了我个人对最佳公司治理的理解，并丰富了这方面的经验。尽管我对这本书所研究的大部分公司都很熟悉，但书中内容已很丰富、深刻。我坚信，这本书的读者，一定也能得到与我相同的收获。（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