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璐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教过我的三位老师令我一生难忘，从他们的身上我受到了思想的启蒙、情操的陶冶、智慧的生发，使我受益终身；从他们身上我渐渐懂得了“教师”，明晓了“师德”。

　　在由农业合作社走向人民公社的那个年月，我在坎山镇边缘的一个村子的初级小学校认识了第一位难忘的老师。她是这所小学唯一的教师，女性，她那时四十出头，大家管她叫盛老师。

　　小学用房是用茅草加稻草盖成，形如稻桶，人称“稻桶所（舍）”。学生四、五十人，四个年级复式教学。盛老师每天的生活被备课、上课和批改占据得差不多，煤油灯的光亮总在12点钟以后才可能熄灭。遇到上级有“扫盲”任务下来时，盛老师自然更加忙，她的教室白天是小学生，晚上大汽灯下挤满了农民兄弟和姐妹。她的床和一张办公桌就安在教室的一角，用稻草篱笆加一扇盐板门与学生课桌相隔。她的厨房间在“稻桶”毗邻的小草舍里，最有价值的灶具是那个用竹篾把田泥围起来的“扛扛灶”，煮饭烧水得十分小心。

　　盛老师对教书极是认真，她每节课用的小黑板和卡片都要准备一大叠，她自己动手制作了不少教具，最初教珠算用的大算盘，我记得是用黄麻杆截成算珠穿成的，板书字端正漂亮。她也组织体育活动，和学生们一起在用盐板搁成的球桌上打乒乓，有时做“老鹰捉小鸡”之类的游戏。她也常教我们唱歌，看着我们学会了唱《我们要和时赛跑》、《社会主义好》，老师的脸上洋溢起快乐的笑。盛老师对学生真是如同慈母，学生家庭出不起学杂费，她帮助垫付；学生家拿不出椅子，她替他们买（以前学校曾经要求学生自带凳子椅子）；学生有个头痛身热，她为他们化钱请医。

　　那年代，盛老师每逢星期六中午放学后，就得步行7华里，匆匆赶到社小参加会议，又常常打着手电筒回校。尽管盛老师忙得够呛，但她同村民们有很多往来。一到星期天，她就去学生家作家访，农忙季节，她就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参加义务劳动。村里的老百姓都把她当自己人。婚庆喜日请她到场，为难之事，也愿跟她商量。早些年在村里教书是由村民派饭的，吃百家饭，后来改取工资，长期的39元每月，资助急难村民花费其近半的工资。

　　我在盛老师那里读书的时间只有三年，接受的是启蒙教学，今天回忆这位可敬的女性，使我明白师德的涵义——师德是一种“乐”，乐在安于职业，甘于清贫。

　　在盛行吃“食堂饭”的那年，我转学龙虎小学读高小，在那里我遇上了第二位我心目中最尊敬的老师——郑毓晖老师——一位中国乡村的“瓦尔瓦拉”（我以为）。

　　郑老师老家在杭州，早年毕业于杭州女中。对于她来乡下教书，我听说她的家人很不赞成，曾经多次来找她回杭城，但她却抱定主意，服务乡村教育一辈子。她一直单身过日子，不曾结婚。几番番月圆月缺、几回回风霜雨雪，她依然只是与乡村孩子为伴，与乡村的课堂结缘。

　　那时她大约30多岁光景，教语文课，她的课上得很生动，总能用动情的语言吸引大家，也很注意让同学们想问题，鼓励大家去喜欢语文学习。有一次她批改作文，对着我的数学老师夸我的作文，让我直乐了好几天。不过，我在郑老师那里只读了一年书（五年级）。

　　当我再与她见面并在一起工作时，是在1972年了，生产大队要我到学校（小学带帽初中）当民办教师。能与尊敬的老师一起工作，是我的一段“造化”，因为我从老师的身上品尝了世间“师爱”与“师德”的原汁原味。

　　我第一次家访，是跟郑老师一块去的，一连走了几家，天时已晚，她班上的有一名姓李的女生家离校却很远，但二天没上学了，她说心里惦着，一定得去看看。快掌灯了，我们来到那个女生家，里屋床上躺着个病人，是小女孩的妈，小女孩在灶间烧火做饭，柴草的烟熏得我打了个退步，但郑老师直进到床前，和女孩的妈拉起了长短。原来这女生的爸二年前就得病故世了，她的妈在这些天又受了风寒，干不了活，孩子自然到不了学校。听说孩子妈因缺钱还没看医生，郑老师急了，马上从自己身边取出仅有的两张五元票，交到女孩娘的手上，要她明天一定去求医……回来的路上，郑老师又特意绕道到赤脚医生家，嘱他辛苦一躺去李家。后来我知道郑老师一直在照顾那位学生，经常去她家看望，她的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好多是花在学生身上的。

　　郑老师是学校的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她的备课总是非常详情，极是认真——尽管那个年代还是在喊“红卫兵造反有理”、是处于“谁讲智育谁倒霉”的“气候条件”。

　　有一个秋夜，家访归来的她带着一身倦意去推学校的小门，没想到一个趔趄，右眼撞在门环上，引起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出血。她没有遵医生“多休息一段时间”的劝告，不出二天，缠着绷带的她就步入了教室。后来，“拨乱反正”了，郑老师工作更加起劲，可惜年事已高，向来瘦弱的她，健康一天不如一天，有一次竟突发性休克晕倒在讲台前……

　　龙虎村好多家庭的两代人都在她那里读过书，当郑老师退休回杭时，全村许许多多人过来送行，后来也有许多学生经常去她在建国中路杨衙弄三号的老家拜望她。这种对老师的眷恋之情自然来源于老师所付出的爱，这爱其实就是一种至高的师德，或者说：师德是一种爱，这“爱”须终身之付出，默默去奉献。

　　1963年，已是初二学生的我，在衙前中学遇到了又一位难忘的语文老师——张汝扬先生。张老师是宁波人，大学毕业就落脚到凤凰山下。

　　要说张老师的好处，给我印象很深的事例不下二十件，首位的印象是他的课上的特别的好，用语很清晰，语调风趣幽默，语音是特别的抑扬顿挫，我们听他的课从来都是精神饱满的，我们的语文课堂也就经常有陌生老师来听课。文言文教学更有独到妙处，他让我们对诸如“曹刿”、“触龙”、“廉颇”、“蔺相如”等等历史人物似站立身旁，活生生至今犹有记忆。这种教学中的造诣，现在想来，必是张老师刻苦钻研教材，潜心施教的结果。

　　第二方面的印象是他待人的一片赤诚之心。他当我们班主任那年，最初走进教室作自我介绍，就非常坦诚地向大家交心，剖白自己，说自己家庭出身是非劳动家庭，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把他当成专政对象，他说他是多么愿意为党的教育事业好好工作，他愿意服务人民的教育事业一辈子。我当时虽不能洞察政治气候对于他有多大的压力，只是觉得张老师的情怀是洁白的，心地是很诚挚的。记得有个星期天我没回家，傍晚张老师看到我，动情地问我吃饭了没有，了解到我因远足耽误了吃饭时，当即跟食堂的老吴师傅联系特意加了小灶。曾有好几个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让我到他的小房间去看书、作业、过夜，夜深时，他利用在煤油灯上的余热煮熟面条让我充饥。

　　记得那时我和我的一位同学合吃一份菜，两人每月省下三元钱用于购买半导体零件，组装简易收音机。有一次因为不小心竟烧毁了一只高频管，我们只好继续省吃俭用花钱再买，可月底已到，下个月菜金要交，家里又不能多要，在窘极之时，是张老师为我垫付了菜金。后来也拒绝让我们归还，我知道他那时的工资也只有四十几元。

　　我还记得一次星期六晚上露营活动，贪玩的我们到后来全睡猪一般躺着后，张老师却一整夜没合眼，不时为我们赶蚊子或是盖毯子，要不就守侯营帐口，以防毒虫的侵袭。

　　后来，文革来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真是一场灾难，衙前中学的师生也不例外。工作队进校，让学生揭发批判“问题老师”。那时节，大家的日子不好过，张老师的日子更不好过，不少的大字报贴到他房间门口，“莫须有”的罪名向他“射击”，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他完全被孤立了，他的心肯定在滴血。

　　工作队的日子总算很快过去了，原先被颠倒了的黑白后来都一一倒了回来。张老师获得了自由、重新获得了一个人的尊严，也获得了学生深深的敬重，因为他依旧友善地赤诚地对待他的全部学生——尽管有的学生向他贴过大字报，他说，这不是学生的错，学生也是受害的。您看，他是如此的襟怀坦白、如此的诚挚可亲啊！

　　从张老师的身上，我又体味到教师师德的一种“极致”的人心之美，赤诚以待人、求精以敬业。

　　终身难忘的三位好老师，让我领悟到“师德”的真义与“人师”的风貌。“人师”之“师德”是一种“乐”，乐于教师职业；是一种爱，投向所爱的天地；是一种美，陶冶人之情操。人师之“师德”是忘我的、无私的，站方寸之位置，具天地之背景，燃泪之红烛、抽丝之春蚕。“师德”，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