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被“双规”期间能否当人大代表？

　　原广州市海洋渔业公司总经理梁锋于9月6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见9月7日《信息时报》)。

　　相对他同行政级别的贪官，检察院指控梁锋的罪行，不算太大，他的“知名度”是因为他在被“双规”期间仍当上广州市人大代表，因此不少媒体都拍案惊奇般以“‘双规’期间仍被选为人大代表”作为该案的新闻眼。

　　因此，有人大代表认为梁锋案暴露了选举制度的漏洞与问题，并呼吁人大代表制度的改革。

　　毋庸讳言，贪官污吏当选人大代表，是对人大制度的亵渎，对选民权利的污辱，因此选举制度肯定存在着问题。不过，撇开具体人，在这里，我想就公民政治权利层面问一句：官员在“双规”期间就不能当人大代表吗？

　　虽然，在公众的印象中，“双规”几近于司法审查，被“双规”的官员少有“完璧归赵”的，这因为监察机关一般不会“放空炮”，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双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毕竟只是监察机关调查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违反行政纪律的特殊组织措施和手段，并不是检察机关的侦查，也不是法院的审查，被“双规”的官员也不等同于真正罪犯。监察机关有权在一定时间内停止被“双规”官员的行政权力，但无权剥夺他们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

　　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只要公民没有被司法机关宣布剥夺政治权利就享有这种权利。至此，官员被“双规”期间能否当人大代表的答案不是昭然若揭吗？

　　我反对有犯罪嫌疑的官员当选为人大代表来代表我们，不过，我也反对不通过法律途径随便剥夺公民政治权利的看法、做法。　练洪洋

　　人大代表的个人信息应更透明

　　作为一个选民，你会选一名被“双规”的人当人大代表吗？作为司法机关，不应该知道所公诉的被告人是人大代表吗？恐怕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但9月7日的《信息时报》告诉我们，广州一名涉嫌走私、受贿、挪用公款三宗罪的公司老总居然在“双规”期间当选为人大代表，而天河区的另一名人大代表，居然在法庭宣判时才表明代表身份。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荒唐的黑色幽默？根源就在于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个人信息对选民、对社会没有完全公开，是半透明的！

　　人大代表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并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个人信息对选民、对社会而言，意味着选举权的保障，意味着监督权的保障。由于目前选举机制的原因，选民往往不能亲见候选人本人，也无从领略其参政风采，能影响选民判断力的，只是堂而皇之的简短介绍。至于候选人的真正面目，选民不得而知。故此，选一名被“双规”的人当人大代表也就成为可能，而民意也就被掺杂了水分。

　　同样，选民或选举单位对人大代表进行监督，也应以公开人大代表的个人信息为前提，要看所选的人是否真正为人民说了话，是否真正为人民办了事，这才能实现监督。否则，连司法机关都不知道他是人大代表，而选民或选举单位压根不知道所选的人大代表干了些什么，还监督什么？这就等于变相剥夺了选民或选举单位的监督权。

　　宋毅

　　遗产税的作用不仅仅是反腐

　　社会非常关注的“遗产税”方案即将出台，而参与方案设计的反腐专家则向媒体透露遗产税将成为制度反腐的治本之策之一(9月7日《青年参考》)。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遗产税开征的基本条件需要金融实名、家庭财产申报等制度的配套，而腐败资金的来往其实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冀望通过“阳光”型的税收手段来解决“黑色交易”，似乎有些缘木求鱼的味道，而且还会导致遗产税制度的目标选择发生偏差。

　　我以为建立遗产税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正视社会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如何解决由于先天禀赋差异导致社会成员付出努力与回报严重不对称进而引发社会经济效率降低问题；如何改变国人传统的消费观念，放弃对财富的过度积累与继承，将手中的资产尽可能多地投入生产、扩大需求，而避免“富不过三代”的“败家子”的挥霍和浪费。

　　1994年国务院批准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已经确定开征“遗产税”，现在其开征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应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开征，使之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也许，一个税种的设立、开征会促进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心态，促进社会财富的“金碗”越盛越满，使得民众共享繁荣。

　　顾一冰

　　禁止方言出镜太做作

　　9月7日《新闻晨报》报道，今年是开展推广普通话测试的10周年，教育部准备和有关部门磋商，希望说方言的官员不要出镜接受媒体采访。

　　针对语言障碍、方言隔阂和文字使用歧异，教育部推广普通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推广普通话就不让出镜官员说方言，就显得有点矫情、做作了。

　　官员尤其是市县级别的基层官员，出镜多是为了对基层老百姓贯彻有关精神，如果用“北京腔调”讲，老百姓说你是“狗啃麦苗——装羊(洋)”，听不懂，不伦不类，拉远了与群众的心理距离，让老百姓反感，汇集凝聚力的初衷会适得其反！

　　语言是个人形象的外在标志，但更是交际手段和工作工具，特别是基层官员，能说普通话当然好，但更要入乡随俗，掌握方言这个有力的工作工具，不能“推广大跃进”和“情感偏激”，尤其不能把能不能讲普通话作为衡量工作人员成绩优劣的标准，这不合适。　耿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