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海

　　众说纷纭的“人造美女”案一审宣判了：原告败诉。理由是被告大赛组织者所用的“人造美女”一词已广为大众所接受，因此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

　　案件起因是，模特大赛的组织者在得到举报后，将一名经过整容后的选手排除在决赛圈之外，虽然后来收回成命，但该参赛者拒绝返回比赛，并告到法院，要求组织者赔礼道歉，理由是她受到了“歧视”。

　　在笔者看来，原告败诉的关键在于她选择侵权起诉的策略是有问题的，它需要被告所用的词汇确实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而这在被告律师举出他在搜索引擎上得到的几十万条有关“人造美女”的搜索结果后，原告的反驳就显得有点无力了。

　　如果原告以违约为由起诉，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在笔者看来，当大赛组织者在接受了原告的报名费后，原被告之间就参加比赛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都认可大赛组织者所颁布的规则、章程。那么问题就是，在章程没有禁止“人造美女”参赛的前提下，大赛组织者是否可以以对方为“人造美女”为由不让她比赛？如果可以，其依据是什么？如果不可以，原告应如何得到救济？

　　实际上，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权利的来源都必须是有依据的。对个人而言，有一些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这些权利可称为“基本人权”。公民个人的另一些权利则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它们是公民做某些事情的可能性。如果不涉及或损及别人，这些权利也不会为国家的法律所禁止。因此有人这样说，“凡没有禁止的，便是可行的”。

　　对组织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无论该组织是公共机构，还是民间组织，它都有自己的章程或活动依据，这个章程、依据就是它权利的来源，它的活动范围也为其章程所限定。所以，行政机关的任何活动都要于法有据，刚才那句格言到这里就变成了“只有章程许可的，才是可行的”。之所以这样，原因是这些组织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人的权利，而个人与组织相比，总是弱者。

　　因此，具体到本案，大赛组织者无权拒绝“人造美女”，因为它的章程中并没有这样的禁止性规定。所以，当组织者以其章程之外的条件加于参赛者身上，这实际上是违反先前双方达成的协议，已构成了违约。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会不会助长“整容”的风潮？不会。简单的做法就是组织者在其章程中明确拒绝“人造美女”，而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公共机构，这样也不会因“歧视”而引火烧身。“人造美女”们可以不参加这样的比赛，即不与这类大赛的组织者签订协议；她们可以参加“人造美女”大赛———不过，比赛可能也只会由美容院举行了。（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