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不少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采用了“说”方式，并配有简要的“评论”。以“说”代“播”，体现了电视新闻大众化的特色，增强了电视媒体的亲和力，在“说”的基础上加以“评”，也进一步提升了电视新闻的品位，有助于公众对社会的理性认识。然而，很多主持人“评说”新闻的标准、方式却值得商榷。

　　一是，“说”不透彻，“评”不到位。

　　“说”是“评”的基础。新闻说不清，“评”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只有事实清晰，道理才能随“评”而生。“说”新闻，强调客观、公正、全面。“说”的不全，事实理的不清，或不全面、不客观，“评”的客观和公正就难以实现。“说”新闻不仅要关注新闻的“过去”、“现在”，还要考虑到新闻走势中的“将来”。新闻是流动的，事实也在不断变化，如果事实变化了、发展了，还停在“过去式”，那就不可能真正全面，也无法保证客观，就失去了“评”的意义。

　　前段时间，某电视台新闻热线接到一个市民打来电话，反映在超市买东西时被打了，记者很快感到现场，了解了事件的经过，采访了当事人。节目播出时，主持人用“出手打人，这样的生意如何做”为题进行评论。但实际情况是，所谓被打之人实际是无理取闹，而且在记者采访离开后，当事人又带了人砸了商店，打伤了好几个营业员。事件有了新发展，记者采制内容不完整，再采用上述“评说”就有失客观、全面，自然也就难以服人。

　　二是，格调不高，错把庸俗当幽默。

　　有些主持人为了增强“说”的活泼，常在其中夹带调侃，有的还把庸俗当幽默。使“评说”显得不够严肃，甚至格调低下。奥运期间，上海东方卫视某主持人在主持奥运节目时，说他想起中国举重运动员杨威，就会想到另一个词（阳萎）。这种所谓的“幽默”，不仅严重违反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力，也让观众感到俗不可耐。

　　评论是媒体的旗帜，是媒体指导性的鲜明体现。普利策说过，社论是“报纸的心脏”，英国的斯克特也认为“社论是表达报纸立场的基本手段”。“评说”新闻者肩负着表达媒体立场、观点、态度的重任，体现的不仅是个人的水平和素养，而且也反映出媒体的品质和水准。任何信口开河、不负责的评论，或者把庸俗当幽默的作法，损害的不仅是主持人的个人形象，更重要的是它误导了观众，影响了节目、栏目，甚至是媒体的形象。

　　三是，选择不准，“评”的随意。

　　“评”新闻，是在充分展示新闻事件过程的基础上，通过主持人对典型新闻事件的分析，表达出科学、进步、向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帮助公众对新闻事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认识。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很多，不可能都具有“评说”价值。因此，所“评”之事应有典型性、代表性，应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应能通过“评”，使观众由此事想彼事，增强对社会的认识，达到“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之目的。那种不加选择，事无巨细，一概论之的作法，不仅无法振聋发馈，而且极易蜻蜓点水，流于事物的表面。

　　四是，角色有误，感情色彩过浓。

　　记者、主持人是媒体的代言人。“说”是对所知新闻的转述，“评”是对转述之事的进一步分析。尽管并不否认“评说”者的个人立场。但“评说”者应有准确、公正、客观、全面的基本原则，不能将个人好恶作为“评”的标准，更不能为了取悦观众，或将媒体当成“审判台”、“公证处”；或在事实不清、分析不透的情况下放言预测。笔者前几日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内容大意是一个顾客在商店丢了手机，后来在商店里找到了，记者反复追问营业员为什么说没有看见，营业员说确实没有看见。主持人在节目播完后，评论道：“这个营业员眼睛挺大的，但我看她是睁着大眼说瞎话”。这种主观色彩深厚的“评说”是非常有害的。

　　无论记者还是主持人，所见所闻并不能反映事实的全部，即使是事实全部也不一定代表事实的真相。退一万步说，即使主持人了解了全部事实，掌握了真相，也不要忙于下结论，更不能用结论压人，用气势强迫公众接受。而应该尽可能通过客观分析，给公众留有理性独立思考的空间。上述营业员是否有作案嫌疑，本应该由司法机关做出结论，而主持人这种定论式的“评说”，显然使自己的角色发生了错位。

　　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社会的公共事业。主持人“说”新闻、“评”新闻是为了使新闻传播更为有效。主持人只有本着公开、公正、客观、全面的原则，在充分掌握事实的基础上，给予不同当事人同等地位，平等说话权力，才能真正说清事实，理性分析，才能“说”之有理，“评”之有道。(稿源：红网)(作者：秦中人)(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