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针对目前十分敏感的高等教育收费问题表态说：“高校收费政策尽管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合理的。”

　　这是主管部门对高校收费问题的一次重要公开表态，而且选择时机是在中国各高校新生入学即将开始的时候，此表态触动了几乎众多学生家长的敏感神经。

　　这一表态立即引起强烈反弹。许多网站的新闻跟帖中，不少网民对这一评价表示不满。

　　公众不满由来已久

　　毋庸置疑，近年来，中国高校收费增长过快，已成为中国部分生活困难家庭的沉重负担，开学之时，往往是这些家长们的梦魇。

　　家在河南的李华今年考上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他的专业是广告，收费单显示，入学第一年的费用大概是1.8万元。

　　就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广州，人们对现有大学收费标准也很难接受。不久前，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大学收费标准，调查结果显示有71.6％的广州人觉得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

　　中国从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每学年学费是200元，是当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1376元（国家统计局数字）的1/7，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600元算，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居民年收入的50％左右。

　　1989年后，学费在缓慢地增长，但是实质性的增长则是在1995年，高校收费被形容为“井喷”，于是穷人孩子读大学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的大学学费一般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起1989年，增加了25至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谁拿走了高校收费

　　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建立由国家、社会、学生家长和个人共同分担培养成本的机制，是《中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但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个培养成本究竟应该怎样算？虽然我们规定高校收费不能高于成本的25％，但25％如何计算却是笔糊涂账，这是收费混乱的重要原因。”

　　教育部财务司一位女士说，一个学生要分担的教育成本究竟是多少，应该怎么算，目前还处于课题研究阶段，没有明确的答案。

　　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朱新秤认为：“并不是所有支出都计人教育成本的，在教育经费支出中，有相当部分不属于教育成本，但往往被纳入教育成本来计算。这类支出主要有两种：一是庞大的后勤支出，二是一部分科研支出。”

　　“中国的学校收费过程恰恰是不透明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陈如平博士说，“哪些属于培养成本，哪些不属于，学生和家长都无从得知，这也是公众对教育政策不满的原因。”

　　长春某高校一位副校长曾说：“教育已成为一些人眼中赚取暴利的最后一个产业，这些人想把教育当作摇钱树，什么择校费、赞助费、教辅费等胡乱收取，收到钱后又胡乱花。奖金、工资、招待费等都是由学校负责人随意支配，家长根本不知情。如果家长们知道自己所交的钱被这些人当作中饱私囊的肥肉，学校就别想办了。”

　　学者认为，正是这些问题，包括乱收费，严重扰乱了国家高校收费政策的正确执行，也造成公众对高校收费政策越来越深的误解，究竟谁将国家的教育投入挥霍，谁将从学生手中收取的费用拿走，急需弄清楚。

　　建立机制缓解压力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蔡克勇说：“事实证明，光靠行政命令根本无法解决乱收费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制定一套可行的制度。可喜的是，关于乱收费的责任追究制度已经开始实行。”学者指出，高校财务管理、收费管理必须得到有效监管。

　　管住高校还不够，陈如平认为，首先是要增加国家的教育投资，越是发达的国家，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也越大。而中国目前用于公共教育的经费比印度还要低。

　　这位学者还认为，对于低收入家庭，政府要给予各种优惠、补贴，高收入的家庭不给补贴，而要反补贴。发达国家解决低收人家庭的教育问题都是程序化的，人均收入低于多少可获免费教育、无息贷款、提供各种兼职机会、奖学金等，这些机制中国还是空缺。他说，中国普遍存在奖学金数额不高、范围窄的情形。而因为助学贷款数额小、成本高、还款率低、风险大的原因，尽管国家一再推动，进展仍旧缓慢。

　　建立有效机制杜绝学校乱收费，推动全面系统的助学体系建立更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学者们也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支出的增长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家长也应该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供稿

　　《江南时报》 (2004年09月09日 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