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马鞍山三建的500名农民工终于从北京市二中院拿回了属于他们的被拖欠的最后一笔100万的劳务费，这也标志着这桩标的额达500万的欠薪案件得到完满的解决（9月7日《新京报》）。

　　看着农民工带着感恩的心情敲锣打鼓向法院表示感谢的场景，笔者的心也深深为此打动，本来只是尽心尽力做好了份内应该做的事，然而普通的老百姓们却会以真挚的内心来表达感情，我们的法律和执法、司法部门是否也应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站到为农民工维权的前沿呢？

　　在讨薪的路上，农民工们可以说既流泪又流血，在报纸上不时可以见到跳楼讨薪等极端维权的新闻，农民工们走到这一步既有资方的道德良心的丧失，也暴露出农民工维权的无奈。在农民工眼中看来复杂的诉讼手续和冗长以致低效的执行程序使得有些农民工在法律面前望而却步，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及时地讨回血汗钱，畏惧的是诉诸法律手段后即使胜诉也难以得到顺利执行的胜利“白条”。这种以法律来维权的成本的高昂，造成了农民工宁愿选择其他方式也鲜提法律。

　　因此，对于欠薪等事件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农民工群体，法律是应该主动一些了，正如在该事件中司法部门通过法律援助，法院的及时审判和有效的强制执行，为农民工要回了他们的劳务报酬。降低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成本，提高维权的成效，使他们能够在危难时想起法律，笔者以为这是一件于各方都有利的事。

　　王纪旺（北京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