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品端

　　1947年春天，在我家右侧对面的一所破庙内，收拾出两间屋子，挂上了“城厢镇八保小学”的牌子。周围邻居家的小孩三三两两由父亲带着去报名上学。我也要去，威严的父亲以“家里没有钱”不答应。我无奈地坐在地上伤心地哭，邻居常伯伯见了，也不和我父亲打招呼，径直领着我去报名。

　　“叫什么名字？”一个带着眼镜、瘦长身子穿长袍的老人问我。“端伢子。”我怯生生地回答。在我们家乡，管男孩子一般叫“伢子”，女孩子叫“妹子”，但有的父母也叫女孩为“伢子”。

　　“学名？”“学名？！”我不懂了。

　　看着我这个因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的女孩满脸的困惑和茫然，他便明白了我还没有名字，便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然后递给我：“以后这就是你的学名。”

　　报名后，母亲以自制的当地土特产盐姜、刀豆花各两斤交与保长顶替学费，我得以入学。

　　那位给我起名的是我们的国文老师，姓杨。他就住在离我家很近的左斜对门，大人们都尊称他“杨家十爹”。他每次走进教室，手里都拿着一米左右长的竹板，既可当教鞭，也可作惩罚学生时打手掌的工具。他虽总是一脸的严肃，但教学却很认真，每篇课文，他都领着大家一遍一遍地读：“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他经常让学生上讲台在黑板上默写，错一字，打三下手掌……开学一个多月后，我突然出麻疹，家乡人叫“出麻子”。我当时高烧不退，昏睡不止，不吃不喝，胡话连篇。不知是家里没钱治，还是当时无法治，家里人眼睁睁看着我奄奄一息，以为没救了，便请人用木板钉了一副小棺材，还按当地习俗，抹了一层红漆。这个消息不知怎么被杨老师知道了，他晚上急匆匆来到我家，摸了一下我滚烫的前额，又急匆匆地走了。过了一阵他就送来了什么药，给我灌入口中……奇迹出现了，第二天早晨，我退热了，睁眼了，喊着要喝水了，全家人高兴极了，一直守在我床前的杨老师也笑了。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慈祥地笑。

　　真是祸不单行，麻疹刚过去，没上几天课，我又染上了疟疾，家乡人叫“打摆子”，每天下午发作。怕耽误功课的我，每天上午照常去上课，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就发作起来，上下牙频频磕碰，浑身冷得直打哆嗦……每天如此，只能上半天课，成绩自然下滑。一天上午，杨老师让我到黑板上去默写生字，我错了三个。按规定，得挨打九下手板。从来没有挨过他板子的我，吓得又像打摆子一样哆嗦起来，抖抖索索将右手掌伸出去，左手按着手腕，头往左扭过去，不敢看那高举的竹板……等着等着，只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手掌上轻轻点了三下，接着就听见老师说：“下去吧，病了这么久，不错啦。”回到座位上，我泪水夺眶而出。在杨老师那威严的外表下，内心却是一个多么温柔的世界！

　　小时，常听大人们说我的学名像个男孩。后来家乡的一位省委领导看了我的名片后却说：“咱们家乡女孩子的名字，多是梅呀、秀呀、英呀的，你这名字不一般，你家里一定是书香门第。”这是第一次听人这样对我的名字产生“联想”。多亏启蒙老师给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起了一个带“书香”的名字！又多亏家乡解放、穷人很快翻身，我这个穷孩子才得以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然后走进了党的新闻单位，在书香、报香、墨香中熏染了一辈子。

　　几十年过去了。启蒙老师的点点滴滴如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去看一看杨老师当年住过的地方。每年的教师节，都会想起这位我平生的第一位老师！

　　《人民日报》 (2004年09月09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