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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蔓延和它在非西方世界的野蛮化趋势，当然会激发对它自身的批判。同时，公众舆论当然也可以继续用伯克的语言来批判那些丧失了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

　　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按照它目前的发展趋势肯定不会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立足未稳，还需要经济学家为之鼓吹。可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显然已经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如“劳资关系”。更进一步，由于改革在某些领域严重滞后，中国至今无法引进成熟市场社会行之有效的协调各阶层利益冲突的机制和手段。于是，在我们这里，市场运行带来了效率也伴随着社会代价，利润获取方式在许多情况下涂上了“原始积累”的阴暗色调。

　　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在试图说服我们的经济学家朋友，提醒他们：由于“发展是硬道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力在相当长时期内大大超过了其他各学科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正因为如此，他们有义务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也有义务在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被经济学家话语遮蔽的情况下，注意约束经济学家理性的狂妄。

　　改革是极端复杂的社会演化过程。只要这一过程依然在进行，任何一项改革政策的最终合理性就是可以讨论的。当“改革派”早已成为社会主流甚至早已开始分享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时，正确的态度，首先就包括允许和倾听来自一切角度的对改革政策的批评——包括对以往和既定的改革政策的重新评价与修正建议。

　　况且，法治社会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是通过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的无数斗争与妥协，各市场社会才建构了形态各异的立法和司法体系以及相应体系基础上的法的治理。如果我们只“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赞美那些先富起来的“英雄”，只保护那些“既得”的利益，就肯定会断送在中国确立法治的任何希望。

　　更何况，上一世纪末发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那场论战表明：中国社会已经饱受“权力腐败症”的折磨，它似乎宁可牺牲“改革成果”也不愿继续忍受权力的腐败。面对如此危重的权力腐败症，我们看到了两条出路：(1)效仿“廉政公署”和所谓“新加坡模式”，自上而下地清除腐败。(2)鼓励和保护一切社会成员自由表达和自由对话的权利，让媒体通过竞争，实现人民的知情权。

　　大众媒体，只要能找到读者和创造足够养活它自己的市场，就有存在的理由。所谓“人言可畏”，正因为蕴含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大众媒体才可能抗衡和抑制社会的各种病症，包括权力腐败症。

　　(作者汪丁丁，原载于《财经》，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