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火车站的成本核算也应公示

　　近日，广州市规划局首次公布了广州市铁路新客运站地区概念规划方案，并就初选出的五个方案接受市民投票(《南方都市报》9月7日)。市民可以根据方案中的功能解说、图形设计投票选出自己心仪的规划方案，但我认为规划方案还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成本公示。

　　规划方案中，炫目的图形设计虽然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效果，但对普遍缺乏建筑常识、对图形设计缺乏鉴别能力的大多数市民来税，图形就好像一幅风景画，而其中的设计理念、生态意识非一般专业人士可以轻易理解。

　　但成本公示不一样，实实在在的价钱摆在那，什么样的火车站需要什么样的价钱，市民心里有个底，然后他们可以根据成本比较再结合功能、图形，挑选自己心仪的方案。最近，社会都在呼吁举办节俭奥运，一些奥运场馆开始了“瘦身”计划，广州新火车站的建设也应该本着节俭的原则。

　　政府建设重大公共设施，事前征求公众意见的举措深得我们赞赏。公众作为纳税人，除了明白方案的功能、图形设计之外，同样需要知道其中的成本核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公示。尹保山

　　暂住证本无错，错在搭车收费

　　究竟应不应该取消暂住证，这个困扰很多外来工的紧箍咒，有关部门和群众意见之间一直无法获得统一。

　　我觉得实行暂住证制度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办理暂住证的费用过高和在办证过程中的种种搭车收费行为。暂住证的正式定义是“外来人口暂住登记证”，可是实际上，外来工去办理暂住证的时候，并不是“登记”那么简单。

　　以目前在广州办理暂住证为例，在办理暂住证时，不但要办理计生证，而且除了缴纳暂住证的成本费之外，还要按月缴纳外来人员管理费和城市垃圾清理费。

　　作为外来工作人员，他们为广州的城市建设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缴纳的税费并不比本土居民少，根本就不应该对他们征收外来人员管理费。至于办计生证和收取城市垃圾清理费，本来就是计生办和市政管理局的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在外来人员办理暂住证的时候，搭车办证和收费。

　　正是因为上述的种种搭车行为，造成了现在很多外来工不主动地去办理暂住证。如果有关部门把暂住证还原成“外来人口暂住登记证”，取消外来人员管理费及一切搭车收费的话，我想大多数外来工还是乐意去办理的。至少对身边的闲杂人员进行登记，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何况外来工身处异地，而且大多数都居住在城中村，对治安稳定的渴望恐怕比原住居民显得更加迫切。　周少锋

　　交通事故机动车负全责是行人之幸吗？

　　最近，北京市展开了对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的讨论，其中“行人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无论何种情况都由机动车负完全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

　　机动车与行人到底谁是强势，谁是弱势？绝非钢铁与血肉这么简单。行人违章导致躲避的机动车车毁人亡的惨剧并不罕见。

　　在某些人的眼里，机动车强势是假，有钱是真。但时至今日，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土得可以——出租车司机、大货车驾驶员，哪个不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整个养家糊口的钱！而且，轿车正在以不可阻挡的趋势进入普通家庭，这时候，不是宣扬规则意识，而是对违章者进行“额外”的保护，实在看不出“以人为本”在什么地方，未必机动车的驾驶者们都不是“人”？

　　行人违章被撞机动车要负完全赔偿责任，行人违章导致机动车车毁人亡却可以毫无责任，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求机动车一方负全责，对于行人来说，或许不是幸运，而是噩梦的开始——交通肇事逃逸将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加——既然不管有理没理都要赔钱，而且在完全没有责任的情况下还可能赔得倾家荡产，那不如撞了就跑，看谁跑得快！　梁剑芳

　　谁把“的哥”逼成了“骆驼祥子”

　　老舍笔下那位在狂风暴雨中苦苦挣扎的“骆驼祥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旧社会人力车夫的形象。而现代版的“骆驼祥子”，不是蹬三轮的人力车夫，却变成了在大街上夜以继日地“玩命”的出租车司机。

　　北京市交通局一份报告显示，众多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据调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427小时，比法定的252小时多出168小时，也基本没有节假日。由于工作时间太长，许多“的哥”患上了不同程度的腰肌劳损、脊椎病、胃病等，甚至劳累猝死。而他们之所以要当“拼命三郎”，是因为每月要上缴所属出租车公司高达6000元的“份钱”(见9月8日新华社)。

　　我想，并非只有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这样的生存状态，全国各大城市的“的哥”们都大抵如此。

　　看起来的确如此：出租车公司“吃肉”，而的哥们只能“喝汤”。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自立门户、另起炉灶呢？答案是：是政府之手对市场的干预限制了他们的选择。

　　政府之手首先体现在对出租车的总量控制上。政府按照计划每年定量向市场投放出租车经营权，在很多城市采用公开拍卖的形式。经营牌照因此变成异常稀缺的资源，拍卖价格畸高，政府由此获得可观的垄断收益。比如，在成都近年一辆出租车“顶子”能拍到40万元的价位，如果一年投放500辆，政府将获利2亿。

　　在这种情况下，对隶属出租车公司的“的哥”来说，“份钱”就不只是向公司交管理费，更多的是要向政府交费，这才是“的哥”不能承受之重。

　　政府之手的另一个“败着”就是强行推行公司化模式，把经营权指标分配给各个出租车公司，要求“的哥”必须挂靠。政府把部分管理职能“下放”到出租车公司，本身就是“偷懒”的表现；而出租车公司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在“的哥”身上“雁过拔毛”。“的哥”别无选择，要想开出租车谋生，就必须忍受这种剥削。雪里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