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今年提过一个观点，投资过热的实质是政府过热。这个观点在国内引起过一些反响，但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原因何在？因为政府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是近年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大特点，这种惯性恐怕短期内难以改变。

　　不过，难改并不意味着不改。笔者相信，未来由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引发的问题和冲突，将会越来越多，会构成更多的宏观调控的理由。

　　今年宏观调控想限制的是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但除了行业投资过热，国内还有大量的盲目的基建投资过热，并未引起注意。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国内各地的机场建设。相比于中国的民航市场规模，国内的机场建设十分超前。珠海机场是个典型，这个盲目追求“高、大、全”的机场，至今还在让珠海市背负着不轻的债务。但遗憾的是，珠海机场案例根本没有成为其他地方的教训。在国内多个省市，规模过大的机场及候机楼建设项目，为数不少。

　　据安邦分析师与业内人士的交流得知，这种事例在江苏、天津、山东、吉林、重庆、银川及新疆自治区等地，都有发生。明明只需要2800米长跑道的机场，地方政府一提要求，官员一句话，就能延长到3200米；2万平方米的候机楼明明足够当地的客流量使用，但地方官员觉得不气派，不能满足未来的需要，就能够上6万平方米的候机楼。据了解，东北某省的机场要扩建，项目上报中央某部委之后被拒，该省一位高层官员亲自带着两个项目上京向该部委的官员“游说”。该省官员最后向该部委官员表态：“我带来了两个项目，你们总应该批一个吧，不能让我空手而回。”无奈之下，该部委批准了机场扩建项目。这一决策过程显示的，是决策原则的脆弱。在西北某市的机场，全年只有40万的客流量，但在机场属地化管理之后，该省提出机场亏损，于是要求中央财政再投入1亿多元，资金到位后，该机场又扩建了候机楼，但客流量并没有增加。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各地大建机场的动力何在？笔者认为，还是源于各地官员的政绩意识和“发展意识”。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包括省级官员），将机场建设视为不能不做的形象工程，越大越好，盲目攀比的现象十分普遍，据说一些地方官员就表示，“别人有，我为什么不能有？”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现象：新上任一个有力度的高级官员，当地的机场扩建就会上台阶。这种投资，完全可以视为一种盲目投资，导致国内财政投资的低效益。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在一部分行业因为信贷紧缩而被迫停产的情况下，来自一些地方政府推动的基础建设投资过热，隐藏着另外的风险。

　　贺军（ANBOUND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