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毛飞

　　据9月9日的《江南时报》报道，扬州大学将一些未改成公寓楼的宿舍作为贫困学生的住宿楼，一年住宿费为500元（公寓楼宿舍的价格是每年1200元）。报道说，这些专供贫困生居住的非公寓宿舍被称为“贫困生楼”。这种大学生“贫富分居”的管理模式遭到了专家的置疑。部分专家与公众认为，扬州大学此举有歧视贫困生之嫌，容易增加贫困生的心理压力。

　　我想，面对专家与公众的置疑，扬州大学的管理者们一定觉得无比冤枉。校方为贫困生提供价格低廉的宿舍，无非是为了减轻贫困生们的经济压力，这样的初衷无可厚非。更何况，依据服务对象的经济水平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火车分软卧硬卧，飞机分头等舱经济舱，住房还分别墅与经济适用房，政府还常常出面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廉租房——对于以上种种，人们都觉得天经地义，而大学将学生宿舍分为两个等次，就马上被套上了“歧视贫困生”的帽子，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如果对照一下罗尔斯先生的社会公正原则，扬州大学所实施的这种“贫富分居”的政策，一没有影响全体学生的基本权利，二又在不损害富裕学生的前提下改善了贫困学生的生活状况，已经算得上达到社会公正的标准线了。按照服务对象的经济状况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这也十分符合社会逻辑。

　　然而，扬州大学的管理者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公众对于“象牙塔”始终心存一种理想化的期冀——社会逻辑不适用大学校园，大学应持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

　　现实生活中，富人可以住上万元一平米的高档社区，穷人只能选择几百元一个月的廉租房；学生之间的“贫富分居”不过是整个社会中不同阶层“贫富分居”的缩影而已。按照社会逻辑，人们应该接受这种政策安排。但是，人们又总认为，大学精神是远远高于社会逻辑的一套自成体系的价值系统，大学不应该以“低层次”的庸俗的社会逻辑为行为准则，而必须以更高层次的大学精神为行为指南。同时，人们总是将大学精神理解成为一种以独立与理想化的思维方式检视与批判现实的意识，往往把大学精神与公正、平等这些美好的字眼黏和在一起——在公众的内心深处，浸透着大学精神的大学校园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那里没有任何人为的或自然形成的贫民区与富人区，学生之间也没有金钱撕裂开的隔阂与距离。

　　因此，人们可以接受社会生活中贫富分居的现实，却难以容忍大学校园里的“贫富分居”；这其中凸显出的是社会逻辑与大学精神在人们内心的激烈冲突，前者是现实教给人们的经验，后者是人们心中绮丽梦想的折射。

　　我的心目中也存在着这样的绮丽梦想，我也期冀着大学精神消融学生之间的贫富隔阂。但是，现实早已撕裂了大学与大学精神的联系，社会逻辑已经俘获了我们的大学。不过，期望大学精神回归大学校园，期望在校园里实现美好的“大同”梦想，求助于强制性的政策措施似乎不大明智。面对已经存在的“贫富分居”现象，我们不能强制削平已经存在了的富裕差距；只要大学精神缺失而造成的贫富隔阂存在，强行让贫富差距过大的学生们聚居在一起，既无益于消减贫困生的心理压力与贫富学生之间的心理隔阂，又容易适得其反。

　　现实总是充满无奈：扬州大学的“贫困生楼”的消极影响不可否认，但我找不到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大学精神只能通过漫长的积累才能够重返大学校园，而且还必须借助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制度变迁的推动；而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将大学精神与“大同梦想”留给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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