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很旧的公共汽车在一条窄而崎岖的乡间路上颠簸了很久，把我和后来的同事们送到一个偏僻的农场，很破落。不过，学校倒是一道风景：法桐是枝繁叶茂的，楼前月季姹紫嫣红，操场上还有茵茵的草毯。校园里新盖的三排宿舍，是属于我们的。校长说在所有的农场学校中，这里的环境和条件是最好的了。就在这所学校，我教了十二年书。

　　那些日子，每天都是故事。有个附近村里的孩子，家里穷拿不出书费，只好退学。我知道自己上学的艰难，觉得这对孩子不公平，就给他交了书费和一个学期的借读费，当时我每月领一百差四元的工资。一个大雨的周末，在宿舍备课的我听到有人叫老师，开门一看，那个农家孩子提了几条鱼，站在破了的雨伞下，浑身是泥。我赶紧让他进来，但他不肯，只说：老师，你吃鱼吧。说罢，将鱼放在门口，转身消失在密密的雨中。鱼是活的，有大有小，这不影响鱼的味道。很美，以后再没吃到那么好吃的鱼。

　　我的努力没改变那孩子的命运：他最后还是退学了。忘了什么时候，有他的一封信来，大约是说很谢谢我，现在他自己在打工挣钱了，要还我的钱。信和钱都是他父亲送来的，他父亲很憔悴，很瘦。我说，算了吧。他说，不行。然后是不多的几句话，就回了。平日，我着一身绿军装，是一个当兵的同学送的，旧了些，不破，舍不得扔，便一直穿着。1992年的时候，那种装束已经近乎寒酸了。学校给老师们发了一套西服，毛料的。据说，在市场上卖二百多元。我觉得自己可能找到过年的感觉了，穿上新衣服走进教室，站到讲台上，却像没穿衣服一样地窘。教室里先有好一阵的寂静，之后是热烈的掌声。我分明知道掌声是对我的形象的肯定，那掌声现在还响在耳边。

　　还有件事儿，是忘不了的。一个成绩差到每次考试成绩只有几分的孩子，有几次他的作业竟全做对了。尽管谁都知道那是“参考”的结果，但我还是非常隆重地表扬他，并把手里的已经用去三分之一的铅笔作为奖品给他。我说如果以后能坚持下去，他的奖品会是一整根儿的铅笔甚至是钢笔。接下来的考试，他考得还是一团糟，他从我这儿得到一支带橡皮的红色铅笔。我告诉他，没什么，尽管考得不好，却是自己做的，和诚实的品质比起来，成绩只是数字而已。他说：谢谢老师，我懂了。毕业时，他被技校录取了。我经常用的一支英雄牌的白色钢笔是他送给我的毕业纪念。

　　十二年里，我觉着自己也是学生，一个站在讲台上的学生，每天都过得充实而丰富。

　　(海潮 大江网-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