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南门”指的是赣州，“北港”指的是九江。在“北港”呆了半辈子的我，总觉得北港好找：那奔腾的长江，浩瀚的鄱阳湖，飞架的大桥，繁忙的码头，无不渗透着“港”的气息。而我去过几次赣州，觉得“南门”难觅。

　　最近我又去了一次“北港”辖区内的白鹿洞，听说了历史上几个“笨伯”的笑话。一个是明嘉靖年间的南康太守王溱，一个是知府何岩，他们望文生义，认为既曰“白鹿洞”，那就一定有“鹿”有“洞”，于是乎王溱便在五老峰的余脉后屏山开出一个洞来，更有何岩，硬把一块顽石凿成半蹲半卧的鹿，放进洞里。又过了数十年，有个叫葛寅亮的参议，认为此举不妥，他更高一筹，朝地下打了个洞，取出石鹿埋于地下。后来胡适博士笑骂他们是“笨伯”。笨伯固然是笨，落下了千年笑话，但我却被这个笑话点醒：庾岭上的梅关不就是再形象不过的南门吗！

　　江西的地形南高北低，两边高中间低，恰似一个簸箕，庾岭就在这簸箕的“脊梁”上，因山岭上的梅花很多，故又称梅关。庾岭居五岭之首，界粤赣之交，据史书记载，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就在此修筑了驿道，到唐代开凿梅关古驿道后，便成为古中原通往岭南诸地的要冲。那时从南到北的最佳路线是，从广州乘船沿北江、浈江北上，然后翻越梅关，又乘船入章江进赣江，顺鄱阳湖入长江再转运河到达北京。多少个世纪以来，北来的官员、军旅、商客都在这里弃船越岭而南去；南来的客商、赶考的学子、北归的游人越岭而来，登舟顺江北上。因此，在梅关这条古道上，每上一个台阶都会翻动一段历史；每踢到一块石头，就会触动一个时代。然而，岁月如水，往事如烟，当初来到这里的朝延廷官，尽管到来时车水马龙，显赫一时，但时至今日，他们官位的高低早已被人淡忘；那些巨富商贾，他到底有多少财富，人们也没有记住。惟有那些为后人创造了精神或物质财富的，才永远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在梅关上，人们首先记住的一个人是张九龄，唐代人，曾任内供奉。也许，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张九龄做过什么官，不知道内供奉是个什么级别，但是梅关古道上的隘口是他任职时开凿的，历经了这么多朝代至今依然家喻户晓。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因乌台诗案流放海南，后遇赦北还的苏东坡路过梅关时，在一家小酒店酒酣耳热之际，在白粉墙上作下一首《岭上红梅》的诗。这首诗至今为许多人所熟悉，但苏东坡当时是什么头衔，现在的人们懒得探究了。

　　东方的莎士比亚、明代大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曾在宦海沉浮，先是因抨击时事而被贬到广东的徐闻县当一个典史小官，后因在徐闻县做好治安工作，兴办书院有功，被调升到浙江遂昌县当知县。也许只有史学家才在尘封的卷宗里去找寻这些记录，但人们却津津乐道于那年在路阻梅关时，汤显祖投南安驿寻幽探胜听来一个离奇的故事，顿悟出“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哲理，创造出了惊世骇俗、流芳百世的《还魂记》。

　　“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这是清朝光绪年间一个名叫李化的商人路过梅关时留下的一副对联，刻在关楼靠江西的这一边。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商人经过梅关，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财产一道，早已化为乌有，只有留下了笔墨的商人，梅关才记住了他的名字。

　　把梅关称“南门”，把白鹿洞叫“北洞”，不过是文字上的牵强附会，“南门”“北洞”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如果硬要找寻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当时在这两个地方为官的，都为老百姓办了点实事。白鹿洞书院，起源于唐代一个名李渤的书生。他与兄李涉同隐庐山，李渤养了一只白鹿，这只白鹿能为主人办事，在鹿角上挂个布袋，能上街沽酒，采回笔砚。后来李渤出山当了江州刺史，主张博引名儒，大开学馆，把自己的旧居白鹿洞加以修葺，引得四乡文人往来不绝。到朱熹上任知南康军时，白鹿洞书院已经废弃了125年，荒烟蔓草，屋宇不存。朱熹见了痛心不已，他接二连三地张榜、行牒、书状，给丞相上折子，给孝宗书奏，要复兴书院大业。但他的一片苦心不被世人理解，反而遭到了权贵们的嘲笑和讽刺，朱熹却毫不动摇，终于使皇上下了修书院的圣旨。朱熹担当使命，把白鹿洞修葺一新，并亲自主持书院，白鹿洞名声大噪，陆九渊等大家都来到这里讲学、辩论，庐山道上挤满了行色匆匆的莘莘学子。

　　白鹿洞书院“洗心”、“枕桥”下的溪水汩汩流过了千年百年，人们早已忘却了李渤、朱熹当初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员，但记住了这两位大师修建和复兴了白鹿洞书院。就像人们并不关心苏东坡、汤显祖的官职和身份，只记住他们不灭的文章。

　　(洪世坤 大江网-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