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其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其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其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

　　在不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领域都有理想主义的苦行僧，为了农村孩子文化素养以及未来前途，他们极富牺牲精神，用羸弱的身躯支撑起一个村乃至几个村的教育。如四川省南部县双峰乡龙马镇村的小学，就有这样的一个苦行僧———他就是这所少则5人多则几十人的小学20年来惟一的老师王守奇。（9月8日《中国青年报》）

　　他们的艰辛，“没有语言可以表达”。以王守奇老师为例，虽然20年一共有398个孩子从他家里走出来，而政府除了发放工资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投资。他不但要全力负担教学工作，更要管孩子的吃住，仅吃水一项就异常辛苦，“每天早上4时半，王老师就要起床，去几百米外的湖底挑回七八担水，每次几百级的台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些理想主义的苦行僧，其精神境界和苦难，已经超越了世俗的衡量标准，相信国人都由衷地敬佩他们。他们秉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虽困苦无奈，孤立无助，但在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的驱动下，他们承担着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体现了一位学者赞誉的“中国人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气质”。

　　但是坦白地说，我不能为他们的存在而欢欣。套用一位著名史学家的话：“清官乃不祥之物。”理想主义的苦行僧并非乡村教育之幸，因为它折射出诸多不公，尤其是教育弱势群体在享有接受教育权利方面的不公平。

　　在我国，社会的转型造成了数量庞大的“教育弱势群体”，他们缺乏接受正常基础教育的机会。在“中国最痛苦、最需要支持、鼓励和安慰”的边远贫困地区，尤是如此。据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统计，20世纪90年代末，“普九”人口覆盖率低于65％的省区全部集中在西部贫困地区，儿童入学率仅为80％。

　　教育公平，事关一个人终身发展的公平；教育不公平，从长远来看，是所有社会不公平的渊源之一。因此，仅仅依靠个别满怀理想主义激情和勇气的堂吉诃德式英雄的全力付出，不能保证为数众多的乡村孩子享有公平的教育权利。他们更需要的是公共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因为从资源配置角度说，教育公平的实质就是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遵循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将公共教育资源向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倾斜，以大致确保各阶层教育权利的相对平等。

　　公平地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为了确保教育公平，实现入学机会的平等和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的机会平等，国家应遵循“财政中性原则”，以国家财富为基础来清除因地区发展差异而导致的教育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