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集报人、编辑、学者、政治家多重身份，诸般才干于一身，但最令世人啧啧赞叹的，无疑还是他的武侠小说。读者爱金庸的小说之余，免不了透过字里行间去遐想作者其人，或者寻求与这位大师的心灵对话。

　　“编故事是我的特长，别人学不到的”

　　金庸自己则一边强调“不好吹牛”，一边表示“编故事是我的特长，别人学不到的”，兴奋与得意之情难以掩饰。

　　他解释说：“写小说也是一门艺术，艺术家是讲天分的。我天生会讲故事。同样的故事或笑话，别人讲的不好听，我添油加醋说起来就好听了。”

　　这样的天分也在小说写作中尽情挥洒：金庸每天编一段故事，先想再写，只要一小时就写好了，而想的时间则不一定。“如果灵感来了，一下子就想通了，有时故事结构摆来摆去都不满意，想的时间就长了。”

　　写人物，金庸可谓“信手拈来”。他说，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取材于现实生活，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像岳不群这样反复无常，靠耍阴谋诡计过活的人，现实生活中有，但可能没有这样坏，没有这样厉害。如果我的朋友或认识的人里完全没有这样的人物，小说中也很难创作出来。”

　　“比方说我认识你之后，了解了你的个性，如果我的小说中没有写过你这样的人物，我就多了一个（备选）人物。”听金庸侃侃而谈，仿佛看见他只身匹马潇洒地游走于小说与现实之间。

　　“我最喜欢人家问问题”

　　这位有着“大侠”美誉的作家，“不大会去欺骗人，人家要来攻击我也不大容易”。

　　应对问题与挑战，金庸可以把它转化成人生的乐事，侠士风骨豁然可见。念及此，他的脸上浮现出孩童般的笑容。

　　“我太太最怕我演讲时别人提问，而我最喜欢人家问问题，你问得越快，我脑筋转得比你还快。你最好问最难的问题，我马上就会很快答复。最好有10个人同时问问题，我10个一下子全部解决，下面听众拍手鼓掌，我享受这种感觉，这是最愉快的。”

　　“我在大学讲书，也不怕学生问问题，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别人以为我答不出，我还是答得出来，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也坦白说，回去查书，明天再讲。”这是为人师长的金庸，豪放中不乏“实事求是”的做学问之道。

　　文以载道，作为通俗文学作家的金庸早有自己的思考。谈到小说传达的人生体验，金庸起身，从书架中抽出一本最新版的《书剑恩仇录》。翻到序言，找到这样一段文字：“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的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他接着写道：“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白日梦’而沉湎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想像自己是个好人，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想像自己要爱国家、爱社会、帮助别人得到幸福，由于做了好事，作出积极贡献，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

　　如果说教育的真谛是教人幸福，那么，金庸的作品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三毛语）”，发送的也是幸福的召唤。

　　“人与人合才其乐无穷”

　　功成名就的金庸，现在正在“花功夫做学问”，准备写一部《中国通史》，以“民族融合”的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鸿篇巨制的浩大工程，观点引发争议，都没有让金庸却步。

　　他直言不讳地说：“人与人斗不一定其乐无穷，人与人合才其乐无穷”，“我与你斗争，大家面红耳赤打架不开心。我与你和好做朋友，才其乐无穷。”

　　他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并不是靠阶级斗争斗出来的，而是得益于各民族的大融合。汉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融会团结在一起，互相通婚，互相做朋友，血统融合，文化同化，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也一步步强大起来。

　　就人口大省四川而言，“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显示，当时那里的居民与汉人，在文化上有差异，人的面部特征也不同。现在，四川人与我们浙江人、广东人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是中国人。

　　“这是我的历史理论，我准备写一部分初稿，聆听专家的意见。如果大多数专家觉得能够行得通，我再继续写下去。”

　　金庸最近赶到西安，向那里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求教，怀着一股求知的虔诚，“（我的观点）请你们指教，如果错了，我重新再去想过，不要让我错到底。”

　　对错之间，金庸不输做人；对，金庸展现的是追求真知的胆识与勇气；错，这位 80岁的老人也不失大气与胸襟。摘自《时代人物周报》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