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齐观

　　今年5月，天津一家中学在校门口举办了“诚信借书”活动，只要过往路人填写“诚信卡”并承诺一周后归还，就能拿走一本书免费阅读。报道说，该校搞这样一次活动，“可以看作是同学们用自己的稚嫩给坚硬的社会开列的一道准道德考题，说明同学们潜意识里对社会、对他人的诚信度抱有很高的期望”。到了约定还书的日子，借出的48本图书，有42本“完璧归赵”。于是，同学们认为这座城市的“真实道德水准”为：明媚大于阴暗，守信多于爽约。

　　42本归还的书是否具备检测社会诚信的功能，我是存疑的，当然，这不表示怀疑天津人的“道德水准”，只是怀疑检测方式。古人其实同样面临借书还书的问题，他们的态度没这么“君子”，比方明朝的陆容就很干脆地说：“以书借人，是仁贤之德，借书不还，是盗贼之行！”(《菽园杂记》)陆容这番感慨，是针对一则古谚，该谚初始的面目是：借书一嗤，还书二嗤；后来有人说，“嗤”其实是“痴”，且加以演绎，谓“借一痴，借之二痴，索三痴，还四痴”；后来又有人说，“痴”本作“�濉保��澹�酒罐子。到底是哪个chi，真把人弄得糊涂了。如果是后一个，“借时以一�逦�质，还时以一�逦�谢”，就是书不白借；如果是前面的，套用电影《哈姆雷特》的台词，有点“既不要借书给人，也不要向人借书”的味道，电影里，“书”的位置是“钱”而已。

　　《清波杂志》记载，唐朝杜暹在家书中说：“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作者周煇认为，把书给卖了可称不孝，借给人家也这样认为，太过分了。今人亦多责杜暹自私。我以为，评价杜暹的行为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在活字印刷尚未发明、雕版印刷也并不兴盛之际，图书得之不易，对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宝贵程度更不言而喻。如米芾那种人，借人古帖而以自制的赝品归还，恐怕还是好的，弄不好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柳公权的哥哥柳公绰是著名藏书家，经史子集皆有三本。为什么呢？挑一本最好的“镇库”——收藏，一本差一点的“长行披阅”——自己读，再一本“后生子弟为业”——借阅。柳公绰的儿子柳仲郢继承了其父的衣钵，以唐代藏书家中抄书最勤奋而闻名，“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抄书，可以看作是使读书生活更加丰富，也能从侧面佐证印刷业的并不发达。宋人宋敏求，所藏之书均为其亲手校定，世人视为善本。所以，古人对借书还书如此看重，也与藏书凝结了自己的心血有关。

　　清代康熙朝的汤斌同样有一封家书涉及到借书还书的问题。当时他还在任上，书云：“家下书籍用心收著，一本不可遗失。有人借，当定限取来。书册愈旧者，愈当珍之，不可忽也。我回家赖此延年，此要务也。”汤斌在这里把书看作延续生命的要素。这位汤文正公很有些事迹可谈，最著名的要算使郭�邢葱母锩媪恕＞菟灯涓�苏时，闻吴江令郭�杏心�吏声，面责之，郭曰：“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在郭看来，上梁不正才有下梁之歪，比方前任苏抚余国柱“征贿巨万”，当时谁敢不满足他呢？汤斌知道他这不是强词夺理，乃曰：“姑试汝。”当然他这一试的前提，也把自己“捆绑”在一起。郭回任，“呼役汲洗其堂”，在形式上显示决心之余，行为上果然大改前辙。康熙二十六年，郭内升御史，才半年中，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振天下，被称为“铁面御史”，成了康熙年间的刚正名臣。

　　古代的图书固然宝贵，终究还有一些人士对借书还书持另外一种态度。比如西晋范蔚，藏书七千卷，别人慕名到他家看书，他都热情招待，还为他们准备衣食，“远近来读书恒常有百余人”。南朝崔慰祖，对到他家看书的邻里少年非常热情，“亲自与取，未尝为辞”。退一步，陆容的说法比较可取：“积书不能尽读，而不吝人借观，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无行，当谨始虑终，勿与可也。”借与不借，分清对象，不必如李逵劫法场，不问官军百姓，一概“排头砍去”。

　　国内有位先生去过美国硅谷的马丁·路德·金图书馆，说只要填上一份电子表格，就能成为该馆的会员，借书只需在一个扫描仪上自助扫描一下，还书则往一个专门的还书窗口一撂就行，没人检查，没人验收。该馆甚至还在临街的走道边专设了几个大铁桶，无论什么时候，还书人只要把书往铁桶里一扔便可以走人。在天津中学生的“试验诚信”面前，这真有点像是天方夜谭了。

　　燕郊　文　赵晓苏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