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论坛

　　刘以宾

　　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的“郎顾案”，争论的焦点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对此，国资委一位相关人士承认国资流失确实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他同时指出，国有企业和行使监督国有资产权力的部门在效益上没有任何关联，必然造成此现象。如果将来能依据国资委管理国有资产业绩的情况来制定待遇，那么国资委的监管就从目前的行政行为变为经济行为，也许就不会出现类似状况了。(《中华工商时报》9月7日报道)

　　笔者以为：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也许仅说对了一半：假如按照“效益关联”说演绎出国资委的一种新的激励方式和运作模式，很可能会陷入另一种逻辑怪圈。

　　“效益关联”或曰“利益驱动”决定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几乎是当今社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将此应用于国资委官员身上想必有效，但简单套用却未必合适。可这样假设：某市国资委管理国有资产卓有成效，使其增值20％，于是拿出增值部分的1％奖励国资委官员，这是否等于国资委官员“近水楼台”式地拥有一种特别的“国资收益权”？此原则如若普遍应用，掌管公共环境、社会治安、宣传思想的政府部门，又将怎样体现该领域业绩的“效益关联”？况且，不同部门官员在收入上有一个维持相对平衡的问题：虽然承担的职能和责任不同，但从执政党宗旨、政府社会职能、政府与公众关系、官员个人价值实现方式等诸多方面看，却应该是大致一样的。因此，“效益关联”激励无法从“理论”上、情理上说通。

　　官员与企业经营者、或者说官员与非官员将永远是不同的，此乃二者“定位”不同使然。假如说从商者、经营者靠的主要是“效益驱动”，那么官员靠的则主要应是“责任驱动”抑或“使命驱动”。在保证其个人经济收入达到社会平均合理水平的前提下，责任、使命、奉献、地位感、角色感、职业荣誉感等等，应成为激励官员的主要动力。从“理想主义”出发，官员应当成为职业特征鲜明、与众不同的一群人。由于这群人具有一般民众所难以达到的高尚品格、宽阔胸襟、良好修养以及出色的才华，因此他们格外受信赖、受尊敬，因此成为人们向往的境界、学习的楷模。假如说在政府不同部门中，国资委的职能意义和工作价值尤为重大和突出，那么，他们也应尤其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爱戴，并将尊敬和爱戴转化为激励。

　　“责任驱动”、“使命驱动”的另一面是“责任追究”。假如说国资委承担着比其他政府部门更重大的责任和光荣的使命，那么，选择做国资委官员则意味着对责任和使命的主动挑战，其中也就包含着一旦失误或渎职将面临的更严肃的责任追究。诚然，责任收益(包括精神收益)与追究应当是对等的、公平的，这需要一种重要的前提和环境：必须为国企改制、国资买卖、国资状况评估等一系列事务和活动建立完整的“游戏规则”，必须为其打造完善的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