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手记:2002年4月,钱运录同志在中共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异,固然有历史、地理等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看,主要是思想观念的差距。对于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了找准贵州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差距,笔者受“让历史、现实告诉未来”丛书编委会委托,撰写“观念、体制、机制——制约贵州发展的主观因素”一书,对贵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访谈和梳理。其中,1980年在全省农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即是贵州全面改革开放的第一块里程碑。它的顺利推行,首先得益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得益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值此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和纪念一代伟人。

　　独木桥与阳关道

　　——贵州包干到户始末

　　金黔在线讯1980年的早春,刚过完春节的一个晚上,广顺路16号楼里池必卿家的接待室,一个秘密的会议正在召开。会议由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池必卿主持,参加者仅限于几位书记和副书记,参会者一脸肃色,全神贯注于省委书记王朝文赴遵义等地21天的调查汇报。

　　王朝文的调查源起于自1979年以来部分农民在包产到户上“一意孤行”,与省委当时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的决定一再“顶牛”现象。说起“顶牛”,话就长了。事实上,全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在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从未真正绝迹过,它总是在农业形势最困难时被农民也被党内部分干部当作“权宜之计”、“救急的良方”。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过后,贵州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调整农村政策,包括调减粮食征购任务,提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取消对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的限制等等。但这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的问题。农民从吃饱肚子这样简单的愿望出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或划小核算单位。1978年3月,关岭县委工作队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要求,在该县的顶云公社16个生产队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由于划小了核算单位,个人报酬与劳动成果之间的联系较之大集体下的平均主义更直接和紧密,因此得到了广大农民坚决的拥护,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增产效果明显。同年10月,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马力到该地调查研究时表态“可以试嘛”。但马力回省后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并未就此形成决定。在此背景下,《贵州日报》于同年11月11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定产到组这种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广大农民竞相传阅,称此为不是红头文件的“11号文件”,有的还收藏起来,作为凭证。各地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由暗转明,迅速推进。到了1979年秋,全省差不多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比定产到组更为彻底更为有效的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彻底变革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尽管如此,公开地有组织地推行包产到户仍然是不被允许的,也是令许多干部噤若寒蝉的雷区。1979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根据这个纪要的精神,也考虑到多年来对包产到户性质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疑虑。1979年12月,中共贵州省委四届四次全会通过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决定(草案)》,强调“三不许”,即“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户单干,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省委决定下发后,全省各级立即派出工作组对违反“三不许”的做法强行纠偏。不料这种纠偏遭遇了广大农民出自本能的坚决抵制。当时的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池必卿向以善于研究问题、敢于负责见长,对这种纠偏实际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之所以让王朝文下乡调查(而不是纠偏没商量),也有研究问题,希望在农村改革方面有所突破和作为的意思。果然,王朝文21天的遵义、四川彭水、川南之行,发现这种“顶牛”已经严重影响了春耕,僵持下去,当年的农业生产实在堪忧。事实上,包产到户的由暗转明是得到了相当多的基层干部的默许或支持的,这种顶牛客观上也反映了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强烈的情绪及倾向。在湄潭县的许多生产队,包产到户已是公开的秘密。王朝文在调查的最后一站——遵义停留时,曾经与地委班子以及县委书记们非正式地通气,结果是大多数地县领导成员都赞成包产到户,表示疑虑的只是个别人,民意人心的趋势已是洞若观火。

　　王朝文返回贵阳后,当即向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池必卿作了汇报,主张停止纠偏,池必卿欣然同意,并立即召开书记会研究。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述的特别会议的由来。

　　书记碰头会在听取了王朝文的汇报后,及时召开常委会。面对迫在眉睫的春耕已不容耽误,稳定农村稳住农民抓紧春耕是当务之急的形势。省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立即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停止纠偏。电话会议于1980年3月17日晚上召开,池必卿主持,王朝文讲话。内容就一条,要求全省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立即停止纠偏。

　　不过,停止纠偏之后怎么办?农业政策的调整如何取向已经不可回避。省委决定常委们分头到农村开展农业生产管理形式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带头下乡作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其中在岑巩县11天,黎平县8天,与基层干部群众广泛接触、讨论、比较。在此基础上,省委召开了九个半天的常委会研究讨论。会上,主要围绕是否放宽农业政策(实际就是允不允许包产到户)进行讨论,各种意见激烈交锋。可贵的是,无论是赞成放宽农业政策者还是不赞成者,都是真诚地在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信念而辩,因此会议的气氛虽然激烈却坦荡磊落。作为一次普通的常委会,花九个半天近40个小时就讨论放宽农业政策一件事。对于决策者来说,无论如何选择都是艰难的。实事求是,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无疑应该允许包产到户;凭几十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包产到户则意味着从“理想”之地后撤,何去何从实难取舍。当讨论意见逐渐趋向一致(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放宽农业政策),省委常委会决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再当反对包产到户的“抵门杠”,按群众意愿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决定作出了,省委主要负责人及其一班人内心并不轻松,一方面,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政策并未有新的松动;另一方面民心不可违,如果真讲实事求是,就应该尊重群众的选择,这当然会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两全之策显然没有。当班子中有人建议是否就此请示一下中央时,池必卿断然否定了此建议,并有点激动地说,这个事是个大事,但是要请示,哪个敢同意你。要干就不要请示,我们干错了自己负责。这样的选择其实是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问题上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全部的责任及政治风险。要知道,当时在一个省的范围内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全国绝无仅有,可以说是吉凶难测、祸福难料。在稍后(1980年秋)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池必卿与一参会的同志在讨论承包责任制问题上争论激烈,针对对方“阳关道”(即坚持队为基础的生产与核算制度,俗称大集体)与“独木桥”(即农民家庭承包)的比喻,池必卿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样的剖白,也清楚地说明池必卿是充分了解他当时所承担的巨大风险的。

　　为了在省内各级干部及党内党外形成共识,省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后,拟订了放宽农业政策的意见稿,下发到县一级讨论修改,征求党外各方面意见,随后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还吸收了几个县委书记参加)再讨论。在讨论中,有人主张采用“包坨坨”即“包干到户”的形式。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1980年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正式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在签发《指示》稿时,同意采用了一个关键词“包干到户”,即“对于少数经营管理水平极低,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实行‘包产到户’也困难的生产队,允许实行‘包干到户’”。《指示》总结了解放以来全省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只要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什么政策办法最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有利于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最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最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好政策、好办法,就应当认真执行。《指示》要求放宽农业政策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认真走群众路线,切忌一边倒、一个样、一刀切,采取何种经营管理形式应当由生产队社员群众讨论决定。这一指示发出后,原来暗地里涌动着的改革诉求及尝试迅速公开化,省内各地农村农民都自主选择了适合本地实际的责任制形式。同年12月,中共贵州省委在向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明确地认为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批示:“应当同意他们的看法和做法”。至此,贵州带有突破和尝试性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得到了正式的肯定与支持,那些一直心有疑虑或观望等待的社队干部和农民不再犹豫,大多直接采取了比定产到组和包产到户都更彻底的包干到户,原来实行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民和社队,也纷纷转为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是农户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包干到户则是农户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它的核心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无疑比包产到户更彻底、更简便)。1982年初,中央在上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基础上,起草下发了有名的第一个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30年的非法存在结束了,从此成为中央决策。到了1982年底,贵州全省98．2%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

　　由于包干到户最适合当时贵州农村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一经推行,就极大地促进了贵州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农村缺吃少穿的状况迅速改变。根据省统计局的资料,贵州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第一年,即1980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3%,粮食总产量增加25．3万吨。第二年,贵州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减产80万吨。但由于通过改革,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积极调整生产结构,当年油菜籽、烤烟增长都超过一倍,猪牛羊肉产量增长18．5%,农业总产值增长6．9%,一举打破了贵州历来形成的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传统格局。此后三年农业持续增产,农副产品短缺的现象基本结束。

　　作者：许明 王茂爱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