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运会上拿冠军、夺奖牌，庆祝一下奖励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层层奖、连环奖，是否有据可依？如果没有，是否该归类为另一种形式的政绩工程？

　　我国以往的竞技体育，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府包办，运动员、教练员吃喝拉撒一切开销全由政府包揽。因此，长期以来对冠军的奖励也主要体现在精神上。上世纪50年代，容国团拿第一个世界冠军后，为照顾他来自海外，才将其工资提至每月百元左右；60年代，庄则栋3次拿世界冠军，月工资只被提至80元；80年代，排球“五连冠”的郎平们，先后拿到的奖金也不过是区区几千元。到了1992年，国家体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出台了对奥运获奖选手的奖励《办法》，标准为金牌8万元，银牌5万元，铜牌3万元。在当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国选手夺得16枚金牌，在当时氛围下，除国家奖励外，各省、地级政府更是层层加码，有的冠军获奖励超过百万元，重奖奥运金牌得主由此开了先例并愈演愈烈。

　　不是说不能奖奥运冠军，但做什么事都得有个“度”。如果说来自国家的奖励还有据可查、有规可依的话，那么来自运动员原籍贯省、市甚至县、乡、政府以及父母所在国企、街道的奖励，是依据什么规矩呢？据我考证，并没有什么定规可循。决策庆功活动、奖金数额的关键人物，大多是凭着自己的好恶、兴趣以及心情来拍板的。比如某全国摔跤冠军，获奖后家乡县官一高兴，当场就宣布奖一套住房。而政府并没有房子啊，怎么办？事后只好从一家国企调拨了一套，搞得这家国企不少三世同堂的老工人怨声载道。

　　政府的钱来自纳税人，所以无权随心所欲地乱花钱。“依法治国”我们提出好几年了，但“依法治国”的精髓就是“依法行政”。政府做决定、列开销，首先应该掂量掂量：我有这个权力吗？这是否违法？运动员夺金牌、拿冠军，确实可以凝民心、鼓士气，企业、私人、民间社会团体出钱给其物质上的奖励顺理成章，但政府不能将其提升到无限的地步，相互攀比，拿着纳税人的钱、国库里的钱充大方。（孙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