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司母戊鼎
（商朝时期，河南安阳市出土）
古人在采石加工石料、使用火及制陶当中，发现了材料金属。约公元前7000年，古巴比伦人认识并利用了铜。约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也开始炼铜。但这些文明从纯铜炼制到青铜出现经历了二三千年，中国人却很快跨入青铜器时代。
我国夏代开始出现少量青铜器，古史所记“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中华青铜文明首页的标记。公元前21世纪，方兴未艾的夏王朝用各诸侯朝贡的铜铸造了9只气壮山河的大鼎，鼎上铸有九州山川名物。自此，九鼎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拥有九鼎，就拥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只是九鼎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迄今尚未发现，夏代的青铜文化仍在寻觅、探索中。到商、周时期，青铜器已普遍使用。青铜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华夏祖先跨过了原始阶段，而且使中华文化有了一个新的独特标志。
青铜是红铜、锡、铅等金属的合金，硬度高、熔点低，用青铜造的工具，更为耐用、有效。青铜在浇铸时气泡少，流动性好，可铸出锐利的锋刃及精细的花纹，适于制作坚实的兵器、工具及金光亮丽的容器。青铜除被制作成生产工具外，更被人用于战争。《考工记》上说，青铜冶炼在商、周时期已有6种不同比例的配方，称为“六齐”，表明当时的冶金科技已很高明。
商、周时代，军队的武装已全面依靠青铜器，这一时期的青铜武器主要有戈、、镞、钺、剑等。各种祭祀、生活中的器皿也多以青铜制作，高1．33米、重875公斤的商代司母戊鼎和历经2000多年仍锋利无比的越王勾践剑就是当时青铜冶铸成就的典范物证。最大的青铜器制造，当在公元前200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刃，铸为十二金人。秦始皇尽收燕赵齐楚诸国兵器，铸成12座巨大的青铜人像，真是青铜器浇铸史上的大手笔，可谓空前绝后之举。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工具、乐器、礼器和装饰品等大批青铜器。它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即属夏代晚期。有的二里头青铜爵，从铸痕看，内外范多达4块，器壁薄而均匀，其工艺水平已脱离最原始状态，不能排除我国在夏代前期已掌握冶炼青铜技术的可能。
商代青铜器分为二里岗期和殷墟两大阶段。河南郑州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器是商代前期代表，殷墟期即盘庚迁殷后为商代后期。自此，商朝国力渐强，特别是武丁时期，盛极一时。为适应其神权统治，需要进行大量繁复的祭祀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青铜祭品成为重要道具。因而这时青铜器铸造工艺有了长足的进步，体积厚重，纹饰神秘的青铜器大量涌现，成为我国青铜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四川广汉三星堆两座祭祀坑的发掘，展示了4500年前至3000多年前古蜀王国高度发达、色彩鲜明的古代青铜文化。从这里出土的900多件青铜器，器物之精，令人叹为观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大型青铜人像和数十件青铜人像，以及铜树、凸目面具、眼形器、车轮状的太阳型器等充满独特诡异风格的器物更使人匪夷所思，古今中外罕见，在东方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辉煌的地位。如果把青铜器看作古代宗教习俗的道具的话，透过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有具体面部特征的青铜头像、面具和立人像，可以发现三星堆宗教信仰的表现形式与中原地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直接铸造神灵的偶像来进行供奉和祭祀。
中国古代青铜器有其显著的特征。其一是具有“藏礼”作用，形制有别、大小各异，纹饰多样的青铜器皿具，通过不同的组合和搭配，被用来厘定和规范不同人物在社会中的地位，显现贵族的权威和等级法则，象征一个王朝对国家的统治。这是由于“以礼治国”是中国古代政治所独创的统治艺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仪体系，贯彻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社会生活诸方面，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形成带有鲜明礼仪特色的中华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青铜器中铭文最有名的当数“毛公鼎”，因为它有500个字。这是一个褒奖状，由周天子颁给毛公，内中详细说明褒奖的原由及颁赐的种种物品，为后人研究周初庙堂常上的册封典赐的情况，提供了确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其二是大量青铜器上铸刻有铭文，为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发展留下历史的印痕，为先秦古史、古文化、古科技史等方面研究留下了确凿的文字证据。2003年1月，从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27件青铜器，件件有铭文，证明了西周列王的世系，即从文王至历王12王的世系，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物证明。
从祖先留下的青铜器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其丰厚的文化内涵，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9月11日 第八版)妇好铜圆鼎
（商朝，河南安阳市出土）乳钉纹方鼎
（商朝，河南郑州出土）禹鼎
（西周，陕西岐山县出土）人头像（三星堆出土，商代中期）
凸目面具（三星堆出土，商代晚期）
人面具（三星堆出土，商代晚期）
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西汉时期，云南普宁县出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