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是“群众的言论”，监督是“察看并督促”的行为。《现代汉语词典》如是表述。

　　媒体实施舆论监督，其实质在于，找出社会症结，缓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力量，制约社会权力，促进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在舆论监督的作用下，中国社会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大大加快，提高了媒体的公信力，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然而，当前不少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之权时，却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表现为，虽有“舆论”之名，却无“监督”之实，更有甚者，竟将舆论监督当成了媒体商业策略中的一块“招牌”。

　　一是热衷于跨地区监督，巧借外力，将舆论监督的大旗牢牢插在别人的“领地”上，而对本地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比如，南方有家著名的周末报，笔者也是其热心读者，但近年来，该报内容却很少涉及当地事件或人物，被外界戏称为“真理装在手电筒里”——只照远处。

　　二是只对下不对上，搞“下沉”式监督。比如，中央媒体“监督”各省、省级媒体“监督”各市，市级媒体“监督”各县，只能“下沉”不能“上浮”。国内有家著名的舆论监督栏目，被国人称为“×青天”，但细细分析其内容，发现也是“下沉”式监督内容居多。

　　三是尽管偶尔对本地或上级实施了“监督”，也常常语焉不详，有的还恐怕安全系数不够，末了不忘再加上“此事已经引起了当地领导的高度重视，正采取××措施”之类的表扬话语，且理直气壮，称其是为了把“坏事变好事”，硬是能把舆论监督搞成“批评与表扬”相结合之不伦不类的东西。

　　四是多是“应声虫”的监督。与争夺新闻“时效性”相比，“监督”的时效性明显“迟钝”。别家媒体不报，我不吭气，人家报了，我再跟进，倘若上级部门已经决定查处，我就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做个优秀的事后“诸葛亮”……诸如此类。

　　上述种种做法，对媒体而言，“好处”在于，既可将舆论监督的金字“招牌”扩大影响，吸引公众眼球，又可降低风险，避免“封杀”。这种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舆论监督”，不仅于国家、社会无利，而且还会误导公众，其危害不可低估。

　　新闻媒体是国家的“了望塔”，既然肩负规避航行中各种风险的重任，那就无论是对近处还是远方，无论是对本地还是外地，也无论是对下级、同级还是上级，都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对国家、公众负责的态度，睁大眼睛，找出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帮助有关部门加以解决，而不是避重就轻，搞所谓的跨地区、“下沉”式的监督。

　　普利策说过，报纸的最高职责应该是关注明天、下个月或者明年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寻找出如何顺利通过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监督应是社会的防火墙、预警线，应该“以防为主”，而不是只做“应声虫”式的被动监督。有时甚至还需要实施“有罪”推论式的监督。因为，被监督的单位、个人大多掌握着国家的重要权力，为防止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除了国家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以外，媒体前瞻性“监督”的预警作用也十分重要。就象人需要注射预苗一样，媒体实施“有罪”推论式的“监督”，可以有效预防社会“病变”的产生。

　　媒体实施舆论监督，不能为了商业利益，搞所谓的揭幕、揭黑或爆料，但也决不是隔靴搔痒的“假监督”。那种批评不忘表扬，试图两面讨好，用媒体公信力和影响力作筹码的作法，不仅失去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而且也将最终失去公众的信任。

　　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思想、观点、主义形形色色，改革发展、探索实践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作为党的喉舌、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媒体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舆论监督的重任。那种把舆论监督当成媒体商业“招牌”，顶“监督”之名而无“监督”之实的作法，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极其有害的，理应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稿源：红网)(作者：秦中人)(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