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重庆市救助站本以为能用到年底的50万元救助用经费提前告罄。据称，之所以救助款提前告罄，除了一些人诈骗救助款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救助站在救助了许多特殊的流浪人员后，这些人的所在地政府或亲属不按规定来接，无奈之下，救助站只好亲自派人将这些人送回家，救助站的负担因之大增（见9月11日《重庆晨报》。

　　我们知道，救助站救助的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残疾人、未成年人或者其他行动不便的人，按照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对于这些人，“救助站应当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接回；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省内的由流入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跨省的由流入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可见，这些特殊被救助人员流出地民政部门能否履行职责，是保障顺利救助的基础。

　　从重庆发生的“救助款提前告罄”的现象，可以看出，一些特殊人群的流出地政府显然失职。不过这样的失职背后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一方面，法律虽然规定了特殊人群的流出地民政部门的责任，但缺乏有效履行机制。流出地民政部门一旦不履行责任，谁来督促它，谁来追究有关人员的失职，如何细化这样的失职行为及与之相对应的惩罚办法，却没有完善的规定。法律上的空当导致了执行中的尴尬，重庆市救助站遇到的难题也是全国所有救助站面临的难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单纯将板子打在民政部门身上，因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虽然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并应当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但是，把大量本地流出的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从全国接回来，并对其中的无家可归者进行安置，帮助他们维持生活，将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而流浪人员流出地区大都是一些欠发达的地区，他们负担不起或不愿负担这笔钱。

　　“救助款提前告罄”暴露出来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因为，被救助人员是否能顺利地被送回原籍，并从此生计得到保障，关系到救助管理办法的真正、全面落实，关系到救助站开展救助工作的积极性，关系一个庞大的受救助人群的切身利益。

　　如何解决问题，关键是资金。鉴于那些欠发达省市经济力量薄弱，建议中央财政提供一些支持，把这些省市接受、安置流浪人员所需的费用，列入扶贫经费，集中拨付给地方；在经费得到保障的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还需要完善相关的问责机制，保障经费的有效使用。此外，救助管理办法已经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那么，如果能出台一些优惠、鼓励或扶持措施，让民间力量也能参与救助工作，将有利于减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担，促进当前的救助工作更上一个层次。

　　本报评论员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