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去年1月至今年7月，福建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1943件2192人，其中百万元以上特大案件51件。其中有69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案值在100万元以上的外逃嫌疑人有6人。检察官分析认为，当前职务犯罪有四个特点：贪官外逃多有准备、高官增多、窝案串案突出、与社会丑恶现象并存（《新京报》中国新闻版9月13日）。读了报道，笔者觉得贪官的外逃准备，实际上就是权力监督的漏洞。

　　其实，只要是一个关心时事的公民都该知道，上述福建检察官对外逃贪官特点所作的分析，不仅在福建存在，也早已被河南、广东、浙江等地的一些贪官成功外逃的事实所证明。而从上述的四个外逃贪官特点看，不管是外逃准备与高官增多，或者是窝案串案及与社会丑恶现象的关系，这些得以外逃的官员，在事先的准备阶段总是有一个捞钱、家人出国（资金转移）、自已外逃的过程。在这些贪官职务犯罪进程中，根据现在的发现，肯定也会在时间与空间留下了这样与那样的痕迹，而这些，都是有关监督机关可以及时觉察与查处贪官的有利条件，但已有的外逃事实证明，这些贪官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总能在一有风吹草动之际就予以出逃，而相比之下，有关的监督机关却总处于事后查案，事后公布案情、案值的尴尬境地。而在这成功外逃与事后查案的比较中，人们似乎也不得不承认，这事实上就是现有监督机制的漏洞。

　　但关键的问题是，从现有的情况看，因为几乎每个贪官总是携款而逃，伴随的又总是社会公众与公共利益的损失，同时这些巨款的流失，相对于国内建设与贫困人群的救助来说，又是多么的宝贵。因此，无论从社会公众与公共利益的需要看，还是从权力所该有的监督有效性看，一段时间来的贪官外逃现象都可说是一种漏洞，同时也是一个警钟。这个警钟似乎也在告示社会：在这种漏洞面前，我们应该怎样及时完善相关的监督机制，而对一再而再而三发生的贪官外逃，又该向谁问责，进而又该由谁负责呢？想这也绝不会只是笔者个人的疑问！(稿源：红网)(作者：周义兴)(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