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在去年对全国11万多名大中小学生进行的体质监测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改变：学生运动素质下降，近视率居高不下（9月13日《中国青年报》）。最让相关官员感到不解的是，这一切还都是在学校对体育课非常重视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论小学、中学和大学，体育都是必修课。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体育课还有30分的权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教育部一位官员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学校、社区和家庭“重视程度还不统一”。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追问一句：“重视程度”为什么会不统一，以至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呢？我觉得这就要到我们的体育价值观上去找原因了———在体育问题上，我们的价值观一直带有很强的“手段论”的色彩：或者是为了“争光”，或者是为了升学，即便大学生运动会那句颇为响亮的口号：“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也没有摆脱这样的思维惯性。“健康”仍然是“工作”和“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显然，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首先就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在体育价值观上来一个正本清源的转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西方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借鉴。这一教育思想主张培养“完整的学生”，追求“人的能力的全域发展”，实现受教育者在身体、精神、情感、理智等方面的有机统一。表现在体育价值观方面，就是力图要通过体育来实现自我价值，强调参与体育过程中自律性、自立性和创造性。表现在具体方式上，就是要通过“快乐的体育活动”，以消除精神紧张，同时实现体育的价值。

　　日本的学校体育运动水平和学生体质为什么能够优于中国（9月14日《中国青年报》）？这和中日两国对体育认识不同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两国提出的体育目标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中国在学校体育目标中明确提出了“三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特别强调运动技术的掌握；而日本在1977年的体育目标中则明确提出注重学生的运动兴趣，学习运动的方法，提高运动和活动的能力，格外重视增强学生对健康生活的理解和保护指导，对运动技术的要求则提出很少。这里的区别在于，中国重视运动技术的提高，而日本则更关注学生的健康水平的提高。

　　“手段论”的体育价值观，强调的是如何以体育为手段，实现整体社会的价值。19世纪英国公学主张的就是这种体育观。它的一句很著名的口号是：“滑铁卢战役可以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取胜。”这样的体育价值观虽然将体育强调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它既然仍然是一种手段，那就仍然不免会根据需要被舍弃。因此，如果不从体育价值观上树立起健康的终极意义，那么作为升学“必修课”的体育就很容易被虚化。体育课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所占的那30分，不是“被学校认为是最容易拿的分”吗？体育老师卖个人情也就过了。但是，如果把那30分的意义上升到对孩子一生是不是负责的高度上来认识，学校和体育老师还能那么轻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