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信能通过我的眼睛表现更真实的东西，我不是要拍好人好事，我只想拍一群普通人的挣扎。

　　当你在旷野里，身边只有一棵树，你不砍就不能活，但你明知道这世界只有一棵树了，要换了我，我想我会砍。

　　这部电影应该是演员和自然融为一体的，他们应该就是在戈壁滩上行走的人。不应该有任何技巧。

　　我们在北京会觉得生命很顽强很坚韧，但在这里你会觉得生命很脆弱，突然就死了，生命就像蝼蚁，一阵狂风过后你就死在戈壁上，烟消云散。

　　在格尔木第一次见到陆川，是在清晨的餐厅。他有些疲惫，因为刚刚参加完陆星儿的葬礼，又坐了十几小时的火车。后来在汽车上，沿途经过那些他上百次走过的青藏线，陆川开始口若悬河，谈起那些拍片经历、巡山队员的传奇，他显得很兴奋，虽然偶尔会因为高原反应喘着粗气。我开始理解，他为什么要为一部电影熬上两年半，为什么甘愿为这部电影付出健康的代价。陆川说，因为在这片茫茫戈壁上，他能对生命有新的理解。在城市里你觉得自己再顽强再坚韧，在这里都显得非常卑微，这让他对身边亲人的死亡也有了新的态度。

　　这一路上，我们始终并肩而行，他带我们去吃巨帮的烤肉，带我们参观五道梁居住过的兵站，带我们趟楚马尔河冰冷的水。对于这片土地，这个33岁的汉子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就算这部电影没在票房上取得太好的成绩，他都觉得值。

　　我想我们和陆川都在寻找一种来自生命本源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昆仑山上的雪，楚马尔河的水，可可西里上那些蹦跳着的藏羚羊。

　　寻找生命的力量

　　记者：你第一次来可可西里是什么时候？

　　陆川：2002年11月份，当时是来看景。

　　记者：影片以一个来自北京的记者的视角展开，这个记者其实有你自己的影子？

　　陆川：当然那个记者长得比我帅，这个剧本其实80%是我在可可西里实地考察的感受。最初我在北京写了几稿都不满意，都不如我真正进入可可西里。你会经历许多你原来意想不到的东西，会出现很多我认为有力量的东西。比如说我会知道巡山队员也不是超人，很多人会认为因为这个地方在藏族，他们会比一般人更健康，但根据我亲身经历的过程，他们是相当普通的人，他们也会流鼻血，也会缺氧，也会肺水肿。

　　记者：整个拍摄过程条件实在太艰苦，你难道真的一点都没动摇过吗？

　　陆川：动摇主要是在来可可西里之前，因为当初写了很多稿，我不满意，公司也不满意，但来了之后，我觉得一定要拍，因为很有意思，很有力量。

　　记者：你说的力量主要指什么？

　　陆川：你会觉得和在城市里拍电影不一样，会触及许多有关生命本原的东西，比如死亡、生存，当你面对这样的自然的时候，你会觉得脑子里只有它的荒漠，它的寂静。时常会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东西，比如冰雹风沙，但人还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记者：关于可可西里的报道许多人都看过，你怎样拍出有自己特点的可可西里？

　　陆川：那些纪录片我也都看到了，但我坚信也许事件一样，但我们有我们的观点。作为编剧和导演，跟着巡山队亲身走了几次，感受和角度会很不相同。比如我觉得索南达杰的死一定是以影片中那种方式———毫无还手之力地一下子被杀。而不是传说中他拿一把手枪与其他人对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坚信能通过我的眼睛表现更真实的东西，我不是要拍好人好事，我只想拍一群普通人的挣扎，而且我对环保有我的看法，我觉得环保首先要发展当地的经济，只有在当地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才能保护羊。

　　演员冒生命危险被“活埋”

　　记者：在影片中我看到了许多死亡都非常突然，比如巡山队员刘栋突然就被流沙淹没了。

　　陆川：我们拍片过程中经常目睹死亡，在开车去的路上，经常会看见一辆车倒下。有一次，我自己开一辆车，猛一抬头，就看见前面一辆小卡，四五个人的脚露在外面，拖着。这里特别容易出车祸，而且一出就死人，拍摄过程中美国哥伦比亚的宣传也出事了。我们在北京会觉得生命很顽强很坚韧，但在这里，你会觉得生命很脆弱，突然就死了，生命就像蝼蚁，一阵狂风过后你就死在戈壁上，烟消云散了。越拍到后面，我就越觉得希望观众还能感受到中国还有人在这样生存，我不想拍一个片子撒一个谎，如果拍好人好事，就失去我们那么多人用健康换来的价值。我第一次看拷贝，就觉得心脏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刘栋死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他是个特别精神的小伙子，因为他拍这场戏也要活埋，当然底下有特殊装置，但核心原理是沙土埋过人脸，所以你能想象，演员在演出这部戏时要承受多大压力。会保证不把他埋死，但也会出生命危险，我们都是玩真的。

　　记者：影片整体的构架上剧情性不强，你担心观众会接受吗？

　　陆川：我觉得电影吧，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我们看到许多剧情很复杂很有悬念的电影，我们都会称之为烂片，因为所有的剧情和悬念观众都看过了。我们不防引入信息论，这部电影我们展示的是观众从来没有看过的，如果强调好莱坞的假定，反而会破坏那种真实，所以我们不担心与观众交流的能力。我只是担心这些演员，都不是腕，还有许多是非职业的，但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媒体恰恰会因为这点认为它不够商业。

　　记者：要求演员和你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工作3个月是否也有很大难度，你当初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陆川：我觉得对年轻演员这并不难，也许对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对那些希望破土而出，得到机会的人来说，不是问题。他们会愿意为你舍生忘死干一件事。

　　我没有资格进行道德评判

　　记者：在你的第一部电影《寻枪》中，你用了姜文等职业演员，而在第二部电影中却基本用了非职业演员，你觉得这两种情况区别大吗？

　　陆川：我觉得这正好是两个极端。作为一个年轻导演，这部作品算是对我青春期的告别，我完成了我的毕业作品。职业演员会有很多设计，他在假定，他们讲究技巧。和姜文合作，他给我补了一课，其实电影学院导演系在和演员交流这一块上不是很强，姜文从演员转导演，对在和他演对手戏的演员指导上很有一套。而这部电影应该是演员和自然融为一体的，他们应该就是在戈壁滩上行走的人。不应该有任何技巧，他们说每一句台词都有当地顾问告诉我当地人会怎么说，我们是互相在学习一种方式，我们终于找到了和这片土壤相吻合的方式。

　　记者：其实看完整部电影，我就在想你对盗猎者的态度其实并非完全批判，有点暧昧。

　　陆川：因为你们听到的盗猎者可能是特凶残的，当你看到那些羊时，你确实会想狠狠踹他两脚。但我见过好几批盗猎者被抓住，你看到他们就是普通人，而且很穷，他们打猎的目的单纯就是养活自己。我有没有责任和资格批判他们？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这个电影是用来进行道德说教，还是展现一段生活？原来在北京，我们曾意气风发地想通过电影进行一场道德批判。但你看这片一望无际的雪地，他们就是在这里行走的人。我越在这里呆，越觉得我没资格批判。当你在一个旷野里，你身边只有一棵树，你不砍就不能活，但你明知道这世界只有一棵数了，要换了我，我想我会砍。所以到最后我不想去评判。只想让观众知道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的责任是真实地再现。

　　记者：听说在拍摄过程中剧组的美术还临阵脱逃，你当时什么态度？

　　陆川：当时我很生气，后来和几个哥们聊天才知道，这帮兄弟比我们厉害得多，他们是做具体的活。你试着在高原扛机器走走，他们的体力比我们付出要多。再牛的电影，也不能让别人以生命为代价啊。

　　文章来源：新闻晨报 记者：黄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