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也是亲人团圆的喜庆日子。我是一名北京的警察，每逢这一天，我都会想起十二年前，也就是1992年的中秋节前后，我和我的战友们参加的“打拐”行动，解救被拐卖到江苏的北京4位婴儿。特别巧的是，当我们把被拐卖的婴儿交到他们父母手中的时候，正是农历八月十五那一天。

　　故事还要从一个《寻人启示》开始。

　　一、初次案发

　　京城的夏夜酷热难捱，昏暗的路灯映照着人们疲惫不堪的面孔。他们拿着板凳临街而坐，或摇着蒲扇谈天说地，或呷着茶水打牌下棋……

　　路边的水泥灯杆上贴着一张不大不小的字条。一开始只有一二个人驻足观看，继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竟有人念出声来。

　　《寻人启示》

　　姓名：刘小童，男，1岁零2个月。身高78公分，小寸头，刚会走路，会叫爸爸、爷爷和奶奶。逢人喜欢伸出一个手指（表示自己1岁），于1992年7月上旬丢失。丢失时上身穿白色小背心，背心上印有红色大苹果图案，光着下身，脚穿白色鞋底带花的人造革凉鞋，白色发黄左右侧带红黄道袜子。左右手腕内侧、肚脐、前胸、后背有贴药留下的黑印迹（大约过半个月后消失）。

　　近日来，我年迈的父母为唯一的小孙子的丢失心如刀割，精神上已经崩溃，生活上已不能自理。我爱人连日来已经哭成了泪人，看到小孩就误认为是自己的孩子想抱回家。我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听到此消息后焦急万分四处寻找，跑遍了北京10个区、8个县，但如同大海捞针毫无孩子的音讯。

　　我渴望全社会热心的同志伸出友谊的手帮帮我，使我们全家人从挖心一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将感激不尽，终生不忘，一定重谢，酬金壹万伍千元。望知其下落者，请速与北京某厂刘民生先生联系。

　　寻人启示的左上角附有一张刘小童的照片，天真无邪活泼可爱。

　　“竟有这样的事儿？”

　　“孩子的父母也太粗心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停地议论着，似乎把夏天的暑热抛在了脑后。有人立即给警方打电话报警。

　　在刑警队办公室，刘小童的母亲韩梅是这样对警察诉说的：“我儿子刘小童刚1岁零2个月，我和孩子他爸刘民生商量准备找个保姆。昨天，刘民生到厂桥十字路口东边一个保姆市场，领回一个女青年作保姆。午饭后，我带孩子午睡，保姆在另外一个屋里睡觉。下午4点多钟保姆醒了，我试着让她抱孩子。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上午10点半，保姆带着孩子出去后就一直没回来，我们都快急死了。”

　　粗心的父母竟不知保姆叫什么名字，只是听她说姓孙，是四川人。女青年走时还留下一个提包，里面装有她平时穿的裙子、裤子、丝袜和洗漱用具。警方根据刘小童父母提供的情况及线索，迅速向北京公安系统发出协查通报。通报内容：“案犯特征：女，21、22岁，自称四川人。身高1米56，体瘦，长脸型，小眼睛，短发略带卷，肤色黑。该人上身穿白色胸前带花边长袖衫，下身穿紫色金绒长裙，脚穿粉红色皮凉鞋，外地口音……”

　　二、祸不单行

　　方卫国、章丽红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从江苏省张家港市来到北京已经4年多了。他俩在北京做个体服装加工，几年下来，不但在北京站住了脚，而且还有了不少积蓄。

　　1991年10月，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方勇。“两强相遇勇者胜”。方卫国希望儿子将来能勇敢的向困难挑战，同命运抗争，就像他自己一样。1992年6月，方勇刚好9个月。为了能腾出手来加工更多的服装，方卫国和章丽红决定雇一个保姆，既可带孩子，又可帮助操持家务。

　　6月15日上午，方卫国来到崇文门地铁站附近的劳务市场。这里人声嘈杂，熙熙攘攘。

　　靠在公路边栏杆处有两个女青年正在聊天，看上去像是外地来京找活干的人，方卫国走上前来。

　　“你们是要找活干吗？”他问道。

　　“是的。”两个人中一个身材瘦小、细眼睛、尖下巴的女青年回答。

　　“小孩看不看？”方卫国看着她又问道。

　　“你家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男孩。”方卫国随口回答，转而又觉奇怪，便说：“为什么要问男孩还是女孩？”

　　尖下巴的女青年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问小孩有多大，方卫国告诉她孩子有9个月。

　　“你愿每月出多少钱？”“尖下巴”摆开了讨价还价的阵势。

　　“你们要多少钱？”

　　“你说个最低价。”和“尖下巴”在一起的女青年是个圆脸，口音像安徽人，这次是她开的口。

　　还没等方卫国回答，“尖下巴”似乎感觉面前这个男人不像是北京人，急忙又问：“你是雇保姆的吗？你有身份证吗？”

　　方卫国被问了个冷不防，“我的身份证没有带，可我有暂住证。”说完，他掏出来给她们看。

　　“每个月给50元或60元怎样，你俩谁来？”方卫国看看“尖下巴”，又看看“圆脸”。

　　“尖下巴”说：“你挑吧。”

　　方卫国觉得“尖下巴”语言中透着机敏，比那个“圆脸”精明些。于是，他决定雇她了。

　　在回家的路上，方卫国对她简单说了说自己家里的情况，又问了问她的情形。方卫国这才有机会好好看看这个女青年，除了下巴尖眼睛细外，颧骨略高，说话时能看见她的上门牙有一个向里偏，头发短至耳根。整个人虽说不上漂亮，可也小巧玲珑。尤其是她的口齿很伶俐。

　　“刚才和你在一起说话的那个女青年是哪儿的？”方卫国似乎察觉出“尖下巴”被自己盯得不好意思，便立刻转了个话题。

　　“她是安徽的。”

　　“你们原来就认识？”

　　“不，她也是来找活干的。一起聊天就认识了。”“尖下巴”漫不经心地回答。

　　两个人乘地铁直奔五棵松。

　　方卫国与章丽红的“个体服装加工部”就设在五棵松西一个居委会内。房间不大，室内的陈设显得拥挤零乱，半成品的衣裤挂满了屋子，布料和缝纫机用的线轴堆得满地都是。

　　“尖下巴”一进门，放下行李来到床前看孩子。方勇一见到陌生人就瞪着双眼不知所措，嘴里发出伊呀伊呀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懂的声音。

　　“你先和孩子熟悉一下吧。”方卫国如释重负，总算找到了一个帮手。

　　“这孩子真漂亮。”“尖下巴”称赞起来。

　　“我看看你的身份证，可以吗？”方卫国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他觉得应该掌握一下她的姓名和住址。

　　“尖下巴”把身份证拿出来。上面印着：“孙全美，女，1971年5月1日出生，四川省……”没等方卫国看完，身份证又被孙全美抽了回去。

　　时值中午，骄阳高悬，热浪蒸腾。午饭后，孙全美抱着孩子出去，说是要到外面散散步。过了好一阵子，没见孙全美回来。方卫国便四处寻找，在地铁站门口处看见孙全美正抱着孩子东张西望。他走过去说：“以后不要带孩子到地铁这边玩。”孙全美说：“天气太热，地铁口凉快。”方卫国见她是为了孩子，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章丽红抱着孩子与孙全美一起去永定路商场买东西。孙全美买了一双白色塑料凉鞋。回来的路上，她还买了一斤桃子，说是给孩子吃。章丽红寻思着这个小保姆还挺懂事。

　　从商场回来，孩子有些疲倦，昏昏欲睡。方卫国夫妇俩马上给孩子铺床，孙全美却说：“白天总让孩子睡觉不好，晚上就睡不踏实了”。他俩一听也对，就没让孩子睡，小两口认为孙全美有经验，显然是做过保姆的，便放心大胆的让她带孩子。

　　下午5点半，孙全美又抱着孩子出去了，一开始在门口呆着，过一会儿就不见了。此时，孩子的妈妈正倒在床上睡觉——因为头一天晚上的活儿做得很晚。孩子的爸爸正手忙脚乱地做晚饭。直到晚上7点，方卫国夫妇才想起找孩子吃饭，到这时，哪里还有孙全美和孩子的影子？

　　街上只是些来去匆匆的行人，他们谁也没有看见一个女青年抱着个9个月的男孩。

　　方卫国、章丽红夫妇二人在街头寻觅了整整一夜，到头来两手空空，不得不去派出所报案。

　　三、神女峰下

　　在长江的北岸，与大宁河交汇处，有四川省最靠东边的一个县——巫山县。巫山县城东原有神女庙，后改凝真观。巫峡北岸、凝真观一侧，是巫山县的大昌镇，孙全美便出生在这里。

　　孙全美的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到了她父亲这一辈，赶上了改革开放，镇上办起工厂，她的父亲有幸到那里工作，每个月便有了固定的收入。

　　大昌镇是个坝子（当地人称四面环山中间为平地的地势为坝子），人多地少。孙全美家里的地不多，只靠种田养活家人是很困难的。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在学手艺。大哥学的是泥瓦匠，二哥学的是木匠。农村向来重男轻女，孙全美的父母把钱和精力都放在她两个哥哥身上，希望日后能够支撑起这个家。

　　谁知到了孙全美15岁那年，父亲因病不能胜任企业的工作，被辞退回家。这一下像家里塌了顶梁柱，两个哥哥学手艺还未出徒，她还在上学，一家5口人的生活没了着落。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呵。孙全美的父母拖着带病的身子，去镇上的豆腐房帮忙磨豆腐，换点豆腐再到集市上去卖。孙全美不忍心看父母操劳奔波，她主动提出不上学了，帮助父母减轻生活压力。

　　要想挑起生活的重担，一个15岁的女孩子谈何容易。

　　大昌镇有豆腐房，镇上的人吃豆腐都是自己带豆子去换，谁还肯花钱买豆腐？因而，孙全美每天将父母加工出来的豆腐挑到五、六十里以外的关阳区去卖，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夏天饱受酷暑的煎熬，冬天与凛冽的寒风相伴。脚上的鞋不知穿坏了多少双，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子。

　　中国人喜庆的日子莫过于春节了。这一年的除夕夜晚，大昌镇上家家户户彩灯高挂鞭炮齐鸣，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孙全美的家人早已准备好了年夜饭，只是黄酒烫了一遍又一遍，烟袋锅磕了一回又一回，杯盘碟碗纹丝不动，一家四口默不作声。他们都在等待着，父母等待着过于精细早熟主动为家庭分忧解难的女儿，哥哥们等待着用稚嫩的身体承受本该由他们负担生活重任的妹妹。

　　此时此刻，孙全美正挑着刚刚卖完豆腐的空担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回家的山路上。

　　脚步匆匆，岁月匆匆。转眼到了1988年的春天，那是一个漫山遍野开满油菜花的金黄色季节，从老乡那里传来了可以到北京打工的消息。北京，别说去了，就是想也不敢想啊。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这意味着山里人终于有了更多选择生活的机会。

　　孙全美和她要好的几个川妹子在私下里悄悄做好了准备。这时，她的两个哥哥早已学成手艺，大哥还结了婚。近两年卖豆腐挣的钱约有3000多元，给家里派上了大用场，大哥结婚时还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她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欣喜之余又不免有些惆怅。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家，她或许已经上高中了，说不定将来能考大学呢。她的心一直很高，相信自己不会在这穷乡僻壤生活一辈子的，就像奔腾不息的长江，从山峦中冲向大海。(未完代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