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格雷厄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记忆力绝对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巴菲特说。“在我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气回想公司年报中某个细节的时候，他会一字不差地为我成段地背诵出来。自己去查找还不如给他打个电话。”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投资——一个超过50％的投资回报率——赢得了巴菲特作为一名投资家所享有的一切声誉。《华盛顿邮报》通过多年的努力，确立了自己在城市报业行业中主导者的地位，但是这条路却并不平坦。鲍伯·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丑闻的报道，使这份报纸赢得了世人的注目，他们因为这篇报道而获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奖，并导致尼克松总统在1974年辞职。

　　鲍伯·伍德沃德撰写这篇报道的来源，是一个自称为“咽喉深处”的匿名人士，这个词已经成为新闻记者进行秘密调查的同义词。

　　有一次，鲍伯·伍德沃德曾经向巴菲特请教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巴菲特给他的建议就是去投资。鲍伯·伍德沃德对巴菲特说，“可是我对投资一无所知。”

　　“是的，我知道。”巴菲特说，“你应该知道的一切就是做出一份调查报道。”

　　巴菲特对鲍伯·伍德沃德说：“投资就是做报道。我告诉他，为自己的报纸设计出一篇详细深入的报道。他自然会提出很多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去搜集素材。这样他就会发现《华盛顿邮报》。这就是他的投资对象。”

　　1954年，在华盛顿销售量排名第三的《华盛顿邮报》收购了《时代先驱者》——以每股16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时代先驱者》的3500股股票，全部收购金额为560万美元。报纸的销量迅速攀升，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了《华盛顿星报》，后者的销量由于受到来自《华盛顿邮报》的竞争而大幅度下降，并于1981年倒闭。

　　但是在此以前，《华盛顿邮报》公司，却在不长的时间里，面临着三个严重的问题：1973年到1974年的股票市场狂跌，给《华盛顿邮报》带来无上光荣，同时也引来无限烦恼的水门事件，以及1975年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事件。在1972年和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由于报道水门事件，而受到来自尼克松白宫政府的指责，导致公司的股票价格一再下跌。

　　根据尼克松事件的磁带录音，在水门事件的顶峰时期，尼克松曾经公开鼓励有关机构注销《华盛顿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的两家电视台——杰克逊维尔的WJXT和迈阿密/福特劳德代尔堡的WPLG——的经营执照。其中劳德代尔堡电视台的名称WPLG是以格雷厄姆女士已经去世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名字的开头字母缩写。

　　一直担任《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查莫斯·罗伯茨在自己的一篇报道“权利的阴影《华盛顿邮报》的故事”一文中指出，一批与尼克松政府有关的人士，极力促使管理部门注销营业执照，但是他们没有取得成功。

　　水门事件的发生，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75年。报业频繁出现的罢工，导致整个行业状况每况愈下。即使是在水门危机中幸免于难的报纸，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1975年末，工会继续进行罢工。在罢工最严重的时候，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记者、编辑室里杂乱无章，毫无疑问，这对于报界的财务和声誉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格雷厄姆女士对此感到非常不安，尤其是来自《星报》的竞争，更让她忧心忡忡。

　　但是罢工也进一步巩固了巴菲特与格雷厄姆女士之间的友谊。“很明显，被一位邮报前雇员称为‘在邮报公司中无所不在’的巴菲特，总是低调处理自己的作用。‘我只是站在外围’，他说。”

　　格雷厄姆女士说，“这次罢工让我感到非常可怕，尤其是在《星报》继续发行的情况下，而我们却遭受着罢工的煎熬，我们无法判断罢工到底会对我们的财务带来哪些威胁。他说，‘不用担心，如果我认为危险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巴菲特和格雷厄姆女士不止一次在《华盛顿邮报》的总编室里肩并肩地工作。有的时候，为了安排《太阳报》的发行，他们会共同工作到深夜三点。

　　在《我的历史》一书中，凯瑟林·格雷厄姆写道：

　　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常常让我们汗流满面。我们必须卷起棕色夹中的每一份报纸，贴上地址标签，把全部报纸封起来，包好的报纸扔在一边，再把包好的文件袋放进办公桌旁边笨重、巨大、渗透着汗味的帆布包，最后再把这些帆布包拖到另一个办公室，包装完毕的帆布包将最终被送到邮局。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因为《华盛顿邮报》需要在华盛顿以外地区大量发行而感到后悔。整个过程非常枯燥而且无休无止，以至于我们开始把这项工作做为我们的首要职责，也是我们最终所付出的代价。沃伦·巴菲特的很多周末都是在公司的总编室中度过的，他说，这让他常常感觉需要重新考虑星期日报纸的价格——任何价格都无法弥补他为此而付出的工作。

　　11月4日那天傍晚，我们都在《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刻，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对报社和记者有着种种谣言，人们常常谣传他们甚至随身携带着枪支。很巧的是，巴菲特和他的妻子正好住在报社街对面的麦迪逊酒店，我们来到华盛顿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华盛顿邮报》公司，他们按计划将于第二天晚上主办一个招待晚宴。夜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窗户看到我们在忙忙碌碌地工作，看到我们的灯光，看到我们的电视摄像机。对于这位新的股东来说，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对《华盛顿邮报》公司的第一印象，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让那些印刷工人回到印刷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竟然完全用非工会劳动力印刷了一份报纸。这些未经批准的罢工，已经让工会组织和公司的管理者学到了很多东西。然而，当那些属于工会组织的印刷工人返回工作时，他们马上又恢复了原来的无精打采，这严重影响了公司的生产效率。

　　第二天，大约六点的时候我才回到自己的家，疲惫不堪而且抑郁不振，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想到，晚上还有50个人到我的家里参加为巴菲特举办的晚宴。我整个晚上都没有合眼，所以我马上想到了取消这次晚宴，但是履行原来的计划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大碍。沃伦仍然记得那一次在华盛顿的晚宴，他当时是坐在巴巴拉·布什和简·马斯基的中间。

　　我们按计划在第二天中午在《华盛顿邮报》公司共进午餐，这样巴菲特可以有机会与公司的业务人员和编辑人员见面。在午餐上，大家讨论到了收购的问题，还有人提到，出于会计方面的考虑，商誉分摊可能会对像我们这样的公司非常不利。霍华德·西蒙斯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但也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她看着我说：“凯瑟林，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商誉分摊的问题呢？”大家都愣了一下，一时间一片沉默，沃伦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我在你的脸上可以看到一种表情，似乎他希望你能够用多种方式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这就是让自己成为英雄的机会。于是我马上插了一句话，非常简洁地解释了商誉分摊的处理方法。”当沃伦解释完这个问题之后，我看着霍华德·西蒙斯说：“就这么简单”。

　　巴菲特总是不忘记时时鼓励格雷厄姆女士，在业务上对她给予指导。“沃伦知道我对商业并不是很在行。他经常带着25份甚至是30份年报，帮助我从头到尾地进行分析，”格雷厄姆女士说。

　　尽管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巴菲特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的投资最终也因为他的执著而不断增长。

　　巴菲特在1984年写给格雷厄姆女士的一封信中说：

　　伯克希尔在1973年的春季和夏季购买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的成本是1060万美元，但是现值已经达到了1.4亿美元……如果我们当时把这1060万美元用于购买其他传媒公司的股票的话……现在我们也许只能拥有6000万美元价值的道·琼斯股票，3000万美元价值的加奈特股票，7 500万美元价值的骑士债券（Knight-Ridder），6000万美元价值的《纽约时报》股票或者4000万美元的《时代镜报》股票。

　　因此，这笔投资的增值不应该用百万来衡量——而是在6 500万美元和1.1亿美元之间。

　　但是现在，巴菲特的投资却增长了10亿美元——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摘自《投资圣经：巴菲特的真实故事》“中国与世界500强企业发展研究基金会筹委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