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

　　有关余秋雨先生将要封笔归隐的消息，七月下旬在媒体上传播开来。对此，我一直将信将疑。日前，应邀做客央视新开设的《文化访谈录》节目，由记忆文学《借我一生》谈起，论及所谓余秋雨现象时，主持人马东当着余秋雨先生的面，请在座的几位嘉宾，就余先生的封笔之说，各自发表意见。我说，余先生倾注全部感情完成《借我一生》之后，是得要休整一段时间，以便静下心来，作一番深入的思考，然后确定日后的写作计划。只要有了适合他的一个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我想他还是想要写，也大有可写，不可能永远封笔。马东接过我的话茬，笑对余秋雨说：“你和石湾先生是朋友，连他都不相信你会封笔！”余秋雨回答得很机智，说：“出版家当然不希望作家封笔。”

　　那么，余秋雨先生为什么想要封笔呢？媒体刚披露此事，就有人冷嘲热讽：“说什么“封笔”呀？分明是余郎才尽啦！”余先生果真会是江郎才尽了吗？恐怕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相信。他还不到六十岁，正处创作的旺盛期。前些年，我曾在一篇随笔中提到过汪曾祺的创作经历，说他在小说、散文方面的主要成就都是在六十岁后取得的，正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我等晚辈学习的榜样。那天在央视《文化访谈录》节目摄制现场，进入现场观众提问时，有位长者对余秋雨先生说：“我与你是同行，今年整七十岁了，但我还在写，没有封笔。比我们年长的好些文学前辈，像杨绛先生，季羡林先生，都八九十岁了，也没有封笔。你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化学者，怎能忘却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早早封笔呢？”这位长者我是认识的，“文革”中曾一起在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惩罚，共度过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炼狱生涯。见他精神矍铄，珍惜得之不易的创作自由，仍笔耕不辍，我很受鼓舞。余秋雨也对他表达了敬佩之意，并坦率地表示，他无官一身轻，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不属于哪个协会、学会，也没入哪个文化圈子，不希望旁人期待他承载多大的社会责任。封笔之后，也只是想与家人在一起过平常人的生活……这有何不可呢？

　　如今，作家既然有创作的自由，当然也就有封笔的权利。问题的症结在于余秋雨为什么会生出封笔之念？我觉得，他之所以要作此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强烈不满。他在《借我一生》的最后一章写到，回家乡安葬他父亲的骨灰之后，把他父亲一直锁藏在私人抽屉里的“文革”中造反派对其进行诬陷和谩骂的大批判简报、传单，以及他父亲在遭受劫难后写的大量申诉书、反驳书，还有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写的一堆借条，藏进了他家的老屋。陪藏品除了他实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记录之外，还有十余年来他的著作的百余种盗版本和中国大陆传媒界所发表的连篇累牍的对他进行诽谤和批判的文字资料。他说，“虽然还没有收齐，但现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经极为惊人，在中国创造了好几项纪录，我想余家的祖宗一定会因此而自豪。”做完这件事情，他就与妻子马兰一起寻找落脚的地方去了。马兰对他说：“我们两人，行踪飘飘，不知何处停息，真该在家乡附近找个地方住下，反正你的笔也拍卖掉了。”于是，他带她去核准了一个冷僻的海岛。

　　“那里没有房卖，只能寻租。”因此，他“借住了一生，还是借住。”……

　　看，他决定封笔，并借住到与太平洋“没有任何阻隔”的“真正的海岛”上去，就是要过点太平、自在的舒心日子。我想，他不愿意看到用千千万万读者的血汗钱去养肥那些疯狂的盗版者，更不愿看到极个别借“逗”他而得以出名的人再故作“石破天惊”之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尽管他的“文化苦旅”已经告一段落，但既然他在十多年前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前景看好的仕途，选择了这条永无止境的探寻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之路，就应该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攀登新的创作高峰！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9月17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