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首页记者 应志刚 黄苏娟

　　39岁的骆桂珍坐在记者面前，无助的泪水流个不停。

　　她的语调悲怆、沉郁：“一大早，女儿拽着我的衣角说，妈妈，我要读书。”一句话，十几个字，骆桂珍哽咽了十几秒才说完。她告诉记者，新学年开学已经半个月了，女儿每天“我要读书”的话语，像刀子一样剜着她的心。

　　骆桂珍的女儿，名叫黄蔷，今年10岁。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手术使她的腿变短了7厘米而辍学在家，她现在应该是南京阅江楼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骆桂珍心里难受，不仅是因为女儿没有学上，还有在为女儿讨说法过程中，因历经磨难而遭受的精神煎熬。“我已经心力交瘁，为了我的女儿，我什么招都想过了！”昨天下午，一脸憔悴的骆桂珍站在了记者的面前。

　　腿短7厘米谁来承担责任

　　2003年9月17日，9岁的黄蔷因先天性左侧髋关节脱位，被推进了南京鼓楼医院的手术室。术后，医生告诉骆桂珍，她女儿的手术很成功，这让骆桂珍颇感欣慰。

　　但是，很快厄运就降临到了骆桂珍的身上。女儿出院后不久，骆桂珍发现女儿的一条腿竟短了7厘米。这个事实，无异于一颗“核弹”，一下子将骆桂珍炸懵了。“整整短了7厘米啊，我女儿这辈子等于是废掉了！”

　　仅仅是7厘米的距离，阻断了小黄蔷所有的憧憬和幸福。“我女儿原先很好动，现在却只能依靠拐杖，在家里面慢慢挪动，而且，整天什么都不想吃！”手术后，黄蔷就再也没有跨进学校的大门。

　　昨天下午，记者跟随骆桂珍来到了她的家中。小黄蔷怯生生地拽着妈妈的衣角，“妈妈，我的上学问题解决了吗？”一句话，让骆桂珍泪如雨下，“女儿啊，妈为了你腿都要跑断了。”

　　女儿的腿短了7厘米，今后到底能不能上学？这完全取决于鼓楼医院能否开出一份证明！骆桂珍告诉记者，医院迟迟不愿承认对孩子的手术负有责任，闭口不谈孩子后续治疗的事。她说，在多次的交涉中，自己希望医院能对孩子的辍学给个说法，能够开具一份证明，“就这么简单的要求，医院都不愿帮我去做。”

　　据了解，在鼓楼医院的一再要求下，骆桂珍到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递交了要求对小黄蔷的手术进行鉴定的申请。但鉴定书下来后，骆桂珍觉得这份鉴定书并没有带给她太多的希望。从这份南京市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记者看到了对这起手术的结论：本病例属于三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那么，谁来承担主要责任呢？”骆桂珍告诉记者，9月1日上午，她带着这份鉴定书再次走进了鼓楼医院。骆桂珍告诉记者，医院曾经对她说，只有鉴定书出来才会跟她谈黄蔷后续治疗的事。

　　那一天，骆桂珍感到女儿有救了！

　　讨责无果伤心母亲欲跳楼

　　但是，骆桂珍很快就陷入深深的失望中。

　　骆桂珍回忆，那天是鼓楼医院医政处一位负责人接待了自己。她说，那位负责人向自己表示，如果家里生活有困难，医院出于同情，可以考虑给一些钱，但孩子的上学问题应该自己解决，如果对鉴定书不满意，可以提出申诉。

　　“但他只字不提孩子治疗的事。”骆桂珍说，自己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医院的这种态度，为此跟他发生了争吵。“后来，那位负责人站起来，想要打我。”骆桂珍回想起当天遭遇的那一幕，哽咽着话不成句。

　　“为了这个鉴定书，我到处跑，吃过多少苦，到处给人磕头。”骆桂珍说，原以为有了鉴定书，女儿就能再次接受治疗，就有希望再次返回校园，但怎么也想不到，在医院的眼里，这仅仅是一张废纸而已。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鼓楼医院的，又是怎么爬上了医院对面中信大厦的32层。”骆桂珍对记者说，当时自己非常委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不如死了算了。“如果以自己的死，能给女儿讨回公道，我愿意去死。”

　　记者了解到，在南京市司法局有关领导和南京警方、社会人士的劝说下，骆桂珍最终从32层的高楼上下来了。

　　事故凸显医鉴设置不合理

　　“我不能让关心我的人失望。”骆桂珍告诉记者，已经有律师愿意免费为她跟医院打官司，自己期待着法律来还她一个公道。

　　据了解，鼓楼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在骆桂珍“跳楼事件”发生后，派专人到南京华侨路街道骆桂珍所在的社区，详细了解情况后，表示要给骆桂珍提供法律援助。最后，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南京健康律师事务所王金宝律师，担当骆桂珍的律师，就小黄蔷遭遇医疗事故一事，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骆桂珍告诉记者，自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花掉了所有的积蓄，甚至还背上了一屁股的债。“这笔积蓄原本是留给我的双胞胎女儿上学用的。”骆桂珍说，因为自己每天都在为小女儿奔波，大女儿的生活根本无力顾及，无奈只好把她送到外地的寄宿学校。

　　由于医院不愿承担小黄蔷的后续治疗费用，已经筹借无门的骆桂珍无奈之下跑到银行，准备把一家三口得以遮蔽风雨的房子抵押出去，但因为房子只有居住权，银行方面拒绝了骆桂珍的请求。

　　“我现在很累。”骆桂珍说，一大早起来，她要帮助女儿做功能锻炼，女儿累出了一身汗，自己的衣服也湿透了。孩子坐到桌前看书，碰到不懂的时候，女儿急自己更急。骆桂珍说，自己只有初中文化，一点也帮不了孩子。“如果请家教……”骆桂珍环视着家徒四壁的屋子，苦笑着说，“饭都快吃不起了。”

　　骆桂珍说，现在自己惟一能够做的事，就是等待，等待法律最终给女儿一个公正的说法。

　　在采访中，骆桂珍告诉记者，当时准备为孩子做医疗鉴定时，有好多人劝她，做不做医疗鉴定都一样，医院是不会“低头”的。骆桂珍说，自己当时还不相信，但等拿到医疗鉴定书，看到鉴定书上的鉴定结论后，自己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其实，骆桂珍的想法在市民中间具有一定代表性，“这与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设置有关。”江苏新华国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南京中医药大学法学教授田侃律师认为，由于目前负责医疗事故鉴定的部门主要是医学会，而医学会的主要成员来自基层医院，医疗事故鉴定仍然没有摆脱“老子鉴定儿子”的现状。

　　同时，很大一部分人还不知道，医疗事故鉴定也可以走司法鉴定的路。司法部门可以通过征求临床医学专家的意见，作出公正判断。

　　田侃说，目前医疗事故鉴定的主体———医学会的设置也是不合理的。在国外，医疗事故鉴定工作都是由医师行业协会来进行，它既是独立的机构，但也没有游离出医疗行业，而且权力非常大，不仅可以直接对医生进行处罚，而且还可以吊销医生的行医执照。可是在国内，医学会既脱离不了卫生部门，也没有相应的权力，这都是导致市民普遍不信任医疗鉴定的主要原因。

　　对骆桂珍来说，医疗鉴定报告就是女儿幸福的所在。“我的女儿能得到她应有的幸福吗？”骆桂珍泪眼蒙目龙地说。

　　《江南时报》 (2004年09月17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