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
石湾先生《想起路翎的一部书稿》（见八月二十日《文汇读书周报》五版）文中，说到朱珩青“是个有心人，通过当《燃烧的荒地》的责任编辑，常与路翎联系、交谈，积累资料，竟写成了一部路翎传记”。事实上朱珩青的路翎评传已有两部。几年前收到过她的《路翎：未完成的天才》，今年又收到新书《路翎传》。此外，还陆续读到过她一些长短不一的文章。在我有限的见闻中，对路翎的研究，朱珩青大概是用心甚诚、用力最勤的一位。常来常往近20年，朱珩青已是路翎全家可以推心置腹的友人。读新书得知，有些余明英可能也不甚了了的路翎生平不传之秘，朱珩青辗转以求，真凭实据，宣示于世，使我们对于路翎及其作品有了更真切的认知，也为今后的路翎研究，提供了“现场”资料。何满子兄在序言中盛赞朱珩青遍访路翎各个时期的交游，重走路翎生前足迹所至的市镇乡场、生活创作相连的环境乃至已淹没的旧迹，称她“实地勘察，有如探测矿藏”，誉之为“人文地质工作者”；并非过甚之辞。王得后先生序中则谈到新书对路翎出生地、年月的订正，特别是“《财主底儿女们》人物原型谱系和他们的生活实况，倘无以心换心的诚恳态度，是不可能得到对方的吐露的”，甚为中肯。修史立传务求信而有征。朱珩青的书，当之无愧。略感不足的是：两部路翎评传，似乎仍未能充分展示路翎生命全貌。朱珩青所掌握的材料，大概还有相当部分有待“解秘”，她的理性思考可能有的思路已现但尚不够成熟而欲言又止。因此有理由期待盛年当令的朱珩青会有路翎研究新成果问世。
期待，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读《路翎传》的同时，我还意外的读到青年学人王丽丽亲著《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这是一部近50万字的大书。开卷有益，绪论第一节《胡风研究的现状分析》带来的学术资讯，令我眼界大开。近年“胡风研究”学人之多、成果之丰，老朽聪明闭塞，绝大多数闻所未闻。更意外者，王丽丽这部大书竟是教育部一项青年基金项目“文化研究视野中的胡风现象”课题成果。学术资源和研究背景，均可谓与时俱进。精力所限，粗粗浏览所得印象：王丽丽的胡风研究已从“冤案平反”的政治事件，进入更广阔的文化史、思想史视野。正如前几年林贤治所言，胡风冤案是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精神事件。如果和万同林挖掘出的胡风和“才子集团”的关系联系起来观察，王丽丽的胡风研究则是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最近有人称为“鲁迅左派”）精神谱系极其重要的一章：数十年间总有那么一批人直面强势话语，自己思考着、行动着、困惑着、坚持着———坚持的底线，就胡风而言，王丽丽认为就是文艺的美学品格。这种坚持，王丽丽称之为“拒绝询唤”。“询唤”这个外来词我是第一次见到，开始不解其意。从王丽丽频繁使用的语境看，大概相当于“宣谕”或“招安”吧。如此解可通，则“拒绝询唤”就是直面强势话语，拒绝“宣谕”，拒绝“招安”。由是推演，王丽丽得出一个出乎“常理”又合乎学理的判断：作为政治事件的“胡风冤案”，一旦作为文化史、思想史视野的精神事件来观察，既然“拒绝询唤”，当然“冤案不冤”。青年女学人的学术识见、理论勇气，值得赞赏。胡风的精神品质、人格力量、斗士风范，更加彰显。所有这些，对于路翎研究或新的路翎传的撰写，无疑皆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