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9月18日报道，大连出台新规，市长可以对不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法规等16种行为“行政问责”，此外还规定，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市政府提出附有相关证据材料举报、控告的，市长也可以对其问责。此前，媒体也曾报道了一些市、县出台对下属问责措施的情况。这些问责的实施对人民群众当然是一种福音。
但是，出台了对下属问责措施的地方，有没有出台对县长、市长问责的配套措施呢？不知道。相信也许没有。如果有，记者们焉会置含金量更高的新闻而不顾？从新闻价值上说，市长问责下属的新闻，远不如怎样加强对重权在握的一把手的监督和问责的新闻更重要。
是咱中国的省长市长县长们不需要问责监督吗？回答显然是非常需要。沈阳原市长慕绥新的腐败只是市长腐败的一个个例。从基层某长到县长、市长一路边腐边升，“成长”为厅长、省长、部长的也不是没有其人。一个县，一个市，如果只有对下属的监督，而没有以这个县、市最高行政长官的监督，起码可以说这种监督是一种关键环节有明显缺失的监督。在一个建构系统内，上梁与下梁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上梁不正必然导致倾塌。许多窝案的发生也正是这个道理。因此，很盼望能够有对一个县一个市乃至一个省、一个部和最高长官问责条例的出现。由谁对他们问责呢？当然是与其相关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如果问责制度不完善，不仅使监督缺失，以致绝对的权力易于滋生绝对的腐败，也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加强。如何加强对一县一市等最高行政长官的监督和问责，不仅是我们反腐和廉政建设所避不开的话题，也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所避不开的话题。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完善与健全各种监督体系。(稿源：红网)(作者：百愚)(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