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青春解毒，替常识说话

　　政治

　　王晓渔(博士研究生)

　　我一直耿耿于怀于自己慢性中毒的青春：语文教会了我套话，历史教会了我谎话，就连课外读物也充满空洞的大话。本来，大学教育可以起到“排毒养颜”的功效，但现在看来它更有可能延续了中毒的时间。只要在网上随便逛逛，那些用“猪”、“杀光”以及种种国骂表达正义感的网友，多半都曾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人将原因归结为不读经典。经典固然重要，但是让一个连常识都不懂的人去读柏拉图、黑格尔，恐怕只能南辕北辙。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我们说：阅读可以解毒也可以中毒。

　　虽然至今尚未有什么“公民学校”，但李慎之先生所说的“公民教员”却逐渐出现，比如王小波和林达对一代人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所大学。相比之下，冯克利先生没有那么高的公众知名度，在画地为牢的学院体制里也不算“大腕”。不过，他在公共思想界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仅告诉读者常识，还能从容走出学者的迷津。他的政治思想笔记《尤利西斯的自缚》也仿佛一剂中成药，不是立竿见影，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显现出解毒的功效。

　　前几年，突然有一群中国学者对印度的喀拉拉邦产生了兴趣，并且把它当作现实中的“乌托邦”：“在喀拉拉邦，没有人不读报，没有人不谈政治，没有人不唱歌。”其中一个学者还盛赞那儿“尽是农村妇女的灿烂笑容，使人不会意识到她们身处的艰困”。如果说农村妇女遗忘自己身处的艰困，跟她们面对生活的坚忍有关；学者们也像农村妇女一样露出“灿烂笑容”，那就有些麻木不仁的感觉了。这些最喜爱关心底层民众的学者，眼中只有“3000万人尽舜尧”的景象，因为那里图书馆超过5000家，出版3000多份报纸杂志。他们对下面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喀拉拉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接近半数，而且全邦没有一座大型城市。

　　冯克利承认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努力，但他对中国学者的观后感却不敢苟同。首先，他指出喀拉拉邦的基层民主实践，并没有为我们开辟出非西方的“另类民主”的想象空间。所谓“民主的草根性”，绝非印度首创，而是历来就得到经典民主学说的大力肯定。其次，他认为没有理由夸大喀拉拉邦式经济民主的优点。对于一个每天劳动所得不到半美元的地方，普遍的直接参与式决策将造成不堪重负的负担。再次，针对中国学者“反全球化的臆语”，他提醒人们注意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在更富裕的国家中要求限制劳动力流动最强烈的，往往不是反全球化人士眼中那些邪恶的大垄断资本，而是一些中下层人士。最后，他提出喀拉拉邦的意义恰恰是被前面那些中国学者所忽视的，即它证明了落实基层弱势群体宪法权利的必要性。

　　在《尤利西斯的自缚》中，冯克利不仅写下这种老吏断狱般的文章，还介绍了许多至关重要却又长期被淡忘的欧美理论资源。冯克利的译著一向选题精当、译笔通畅，这本书所收的“译者序”正好起到索引的作用，让读者顺藤摸瓜。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公民教员”的说法并非指他们如何好为人师，而是提醒我们：三人行，必有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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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冯克利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