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治污为何忌讳“10年600亿元” 答邹首民质疑

　　淮河流域严重污染世人皆知，“守着淮河没水喝”早已不是什么新闻。1994年，国务院牵头开展对淮河流域进行大规模的水体污染治理，并提出了“2000年水体变清”的目标。

　　10年过去了，淮河流域污染治理投入力度怎么样？水质现状如何？“中华环保世纪行”和新华社国内部今年3月组织记者小分队，对淮河干流及主要支流沙颍河全程进行了采访，了解到淮河治污10年时间，全社会总共投入在600亿元以上。而以2004年4月为基准，淮河水质综合指标与10年前基本一致,从而形成稿件《淮河治污：10年600亿付诸东流？》、《谁弄脏了淮河》，于今年5月31日分别由新华社“新华视点”推出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出。

　　2004年7月，淮河干流再次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因沙颍河、涡河上游突降暴雨，部分闸坝被迫开闸放水，拦蓄其中的5．4亿立方米高浓度污水顺势而下，150多公里长的污染水带在淮河中下游干流河道中缓缓行进9天多，生态遭灭顶之灾，环境再次被严重破坏。记者追踪污水团直到淮河入江口，并发表了《》的文章，再次探讨淮河流域水体污染治理10年的得失。

　　这些稿件先后有数百家媒体采用或转载，关注淮河、总结中国大江大河治污经验教训一时间成为社会热点。

　　在国家环保总局的严厉督促下，沿淮四省一大批进展缓慢的治污工程项目纷纷加速，巨大的舆论压力对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强化淮河治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某些环保专家却坐不住了。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邹首民日前在一些网站、媒体上发表观点称，“”。邹副院长甚至不顾“专家”的体面，对记者进行诋毁和攻击。

　　他在写给个别媒体的文章中开宗明义：“个别记者报道所说的600亿元投入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我注意到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有关同志也声明没有提供过600亿元的说法，国家环保总局也表示没有提供600亿元的说法。”

　　我们不知道水利部淮河委员会“有关同志”是不是专门向邹副院长作了“声明”，也不知道国家环保总局何人何地表示“没有向邹副院长提供600亿元的说法”。

　　的确，在记者5月31日发稿前，确实没见过任何“权威部门”对10年淮河治污的总投入作过测算，而记者采访任务之一，正是要为治理淮河的资金投入进行了解。

　　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记者行程万里，采访了从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行政和环保干部到淮河边的居民近千人次，累掉了30斤体重换来了包括“600亿元投入”在内的一些重要情况和数据。而邹副院长仅以两个“没有提供”，就将其简单定性为“子虚乌有”，我们对这种“专家”治学之风实在不敢苟同。

　　邹副院长还以“非典”为例，说明只有“权威部门”才能说数字、才是真实有效。殊不知“非典”防治中最大的失误就是“主管部门”一度没有把实情公诸于众，以致疫情扩散。所幸党和政府及时采取措施，方得有惊无险。

　　尽管已有权威部门诠释淮河治污投资，在此我们还是想简要地告诉邹副院长“10年600亿元”的算法：

　　一、由邹副院长认定的“权威部门”计划并实施的淮河流域治污投资加上地方上的治污项目，“九五”期间共200多亿元，“十五”期间488个项目投资255．9亿元，目前完成量超过40％，其中情况最好的江苏省超过70％，共100多亿元，累计超过300亿元；

　　二、10年来环保队伍、科技网络、林业、卫生、地质等投入，全流域有40个地级市，163个县和县级市，所花费资金应在50亿元以上。我们采访安徽等省级环保部门，他们对地质部门淮河治污投入很不清楚。不知道远在北京的邹副院长拿出的193亿元数据包不包括国家的巨额投入和地质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

　　三、全流域改造、关停有一定规模的小型企业超过6000家。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淮河流域非国有经济单位或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响应中央和各级党政号召，勒紧腰带投入兴建起来的，每一个企业都包含许多农民的血汗钱，包含了许多家庭的致富希望。为了淮河水变清，赚钱的企业一夜间成了废墟。我们累加淮河全程采访得到数字，推算总价值不低于400亿元。仅1997年一年，豫、皖交界的县级市界首，造纸类乡镇企业就关闭318家，损失过亿元。河南项城的丁集一个镇，关闭皮革加工企业近百家。对地方来说，关停企业是较大投入的一种。这种壮士断腕之痛，只有在淮河两岸走村串户、与群众同吃同住才会有感觉，而邹副院长在高堂之上做“研究”，肯定不会有的；

　　四、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1994到2000年，改造、关停中型以上企业1420多家。改造企业如莲花味精共投入2亿多元；丰原集团投入2．87亿元，蚌埠酒精厂利用外资投入8700多万元；阜阳造纸厂，到关停时仍有资产4000多万元；正准备上市的八一化工厂，现仍停产。这些巨额资产因淮河治污而不再产生效益了。

　　还有，查阅淮河水利委员会《流域“十五”水利规划》，水利部门的投资是778亿元，其中中央投资341亿元，地方431亿元，贷款6亿元。这里，用于水利资源、环保分别是163亿和48亿元。两项相加为211亿元。水利部门的“九五”资料没有拿到，如果有的话，10年间也是数百亿了。考虑有重复计算的因素，水利部门的投入我们并没有算进去。

　　还要提到一点，2000年前后，淮河流域东部地区治污还有一个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任务。东线治污规划项目计划投资是254亿元，到位率尚不清楚，我们算账时也未作考虑。

　　还有比“600亿元”价值更高的投入：淮河治污还牺牲了流域城市化10个百分点。由于淮河流域最有优势的资源是农副产品，而在兴办企业和技术方面，对皮革、造纸、食品、酿造等相关产业驾轻就熟。国家大规模治理淮河水体污染，使这条农副产品增值和区域工业化、城市化的链条受到影响。现在，淮河流域城市化率只有19％多，如果没有水污染治理的影响，现在可能是3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不到10％。

　　在国家环保总局还没有算出193亿元“权威数据”时，安徽省环保局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位领导说：如果包括地方各方面的投入，“10年600亿元”根本不止，他还举例予以说明。当时中央、地方新闻单位的主要领导10多人参加了会议。

　　顺便说说另一种算法：2004年8月下旬，中央电台录音采访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某负责人，她介绍了淮河治污前两年（1994年至1996年）制定关停全流域1111家5000吨以下草浆造纸厂的经过：当时中央领导都不愿意轻易下决心，担心影响职工面太大，地方利益损失太大，就让国家环保总局深入调查。这位副司长说：我们调查结果发现，关停1111家造纸厂，影响的只是20几个职工。于是环保总局向中央提建议，这些企业就被限期关闭了。1111企业只“影响”20多名职工，这种“权威部门”的算法，不知道邹副院长是否赞同。

　　邹副院长臆测记者“为出名”写淮河治污稿，如果按他的思维方式推测，邹副院长则是为了“邀功”而不加论证地否定记者的调查。但非常遗憾，邹副院长的同事、环境规划院的另一位副院长在7月份接受记者采访时已表过态。不过他的依据既不是“权威部门”，数字也远远小于193亿元（见《瞭望》东方7月13日）。

　　邹副院长为啥忌讳淮河治污“10年600亿元”的提法呢？主要原因是投入巨大，而流域人民并不满意治污效果。邹副院长于是落到更为要害的一点：10年治理后水质不是记者说的回到“原点”，而是“排污总量得到一定削减。2003年，主要污染物ＣＯＤ入河量没有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比1994年削减了50％左右”。

　　真相到底如何？下面是记者在2004年4月初沿淮采访途中所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综合淮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部门提供的监测资料，淮河水质在今年1月下旬到2、3月间逐渐恶化。2月份监测淮河干流13个断面，全部超标。重要的污染指标ＣＯＤ入河排放量，在1993年最高时为150万吨，到2000年降至94．33万吨，此后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3年已回复到123．2万吨。而在1993年大规模开展淮河污染治理规划目标中，到2000年ＣＯＤ排放量应为36．8万吨／年。全流域年污废水入河排污量从1993年的37．4亿吨，增加到2003年的43．69亿吨。另一个主要污染指标氨氮入河排放量更是增势强劲，2003年排放量为12．16万吨，比1998年增长超过30％。

　　再请看全国人大2004年6月初通过的《关于检查淮河流域豫皖苏鲁四省<水污染防治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水质与目标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近几年以来，污染不断反弹，部分指标达到甚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报告还同样表述了水利和环保部门的关于水质测量的差异：“如2003年ＣＯＤ入河量，环保总局数据为71．2万吨，水利部为123．2万吨，相差近一倍。据分析，这一方面是环保总局的数据不含农业面源污染，一方面是由于测量手段、测量位置、测量工具不同造成的。环保总局共监测111个控制断面和25个省界断面，水利部门监测493个排污口和46个省界断面。环保总局认为2000年后ＣＯＤ负荷削减了12．3％，而水利部则认为增加了30．6％。”邹副院长对全国人大的数字不知有何看法？

　　按道理，用谁家的数字并无所谓，只要拿1994年与2004年进行纵向比较即可。另一方面，我国唯一一部流域环境保护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明确规定：“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负责监测省界水质”。而法规中并没有明确为淮河水质定性要用邹副院长指定的“权威部门”的数据。

　　在此，我们还要专门感谢与邹副院长同样有正高级职称、在基层环保部门工作的周口市水质自动监测站站长王余标，他不仅教给了我们大量的环保专业知识，还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如何用数据、如何做人。3月底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环境执法检查组在周口听取汇报，当地环保部门提供的“正式数据”说，沙颍河当时ＣＯＤ为33毫克升，但在场的王站长坚持说是58．1毫克升。“是58．1，我坚持！”斩钉截铁的语言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环保专家所应有的闪光的品质。

　　如果邹副院长也能背着行囊挨家挨户走访沙颍河边的“癌症村”，在38度以上高温下聆听洪泽湖上渔民的抽泣，我想邹副院长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是否“削减一半”的数据上了。邹副院长在对比环保与水利数据时还说“入河量和排放量是没有可比性的”，似乎只有他取的“入河”标准才是正确的。我们建议邹副院长找一本有关地质的科普书看看，了解一下土壤、地下水与地表径流循环关系的常识，只要污染产生，入不入河对环境与水体的危害都是同样的。

　　客观地说，淮河流域水体颜色有所好转，主要是污染物比重发生了变化：ＣＯＤ下降，氨氮类上升。但是，水质状况并没有本质改变。特别是在淮河大规模治理污染10年之后，今年7月下旬，仍然发生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污染事故。洪水顶托沙颍河3．8亿立方米污水进入淮河干流，形成133公里污水带，与在蚌埠淮河闸上游与涡河下泄的1．8亿立方米污水会合，充斥淮河中下游150多公里，并以每小时4公里速度向前推进。污水把洪泽湖上的野鸭子都毒死了，经过洪泽湖40多亿立方米水量稀释之后，在进入长江水道时仍使沾染河水的村民手脚溃烂，鱼虾死亡，扬州市自来水都有严重的异味。

　　邹副院长以“专家”的口吻解释了“污水团”：“自去年枯水期以来，淮河上游各大大小小的闸坝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闸上蓄积了大量的污水”，“每年初汛时上游各地相继开闸放水，在洪水推动下，闸内积存的污水集中下泄，形成污水带。”邹副院长还轻描淡写地说：“每年初汛，淮河都要发生大大小小的污水带和污染事故”，还提建议：“多年来专家们一直呼吁应保持合理的下泄流量，避免汛期集中下泄，造成水污染事件。”这里，我们又忍不住要提醒邹副院长两点常识性东西：其一，江、淮梅雨自古有之，一般年份从5月底份就开始进入连续降雨的梅雨季节。1991年、1998年、2003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洪水，基本上都是从5月下旬开始发难的。淮河的初汛怎么也不会推迟到7月底；其二，邹副院长说的闸坝保持合理下泄流量，早在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中就有3条专门规定。1998年起，淮河水利委员会有专门机构调度闸坝污水，根据淮河干流流量，以污水与河水1：4的比例下泄，此项研究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

　　关于水质标准改变的问题，虽是“专家”研究的事，但大众却是心知肚明。

　　有一点我们不明白：邹副院长既是“官”，也是“专家”，写文章、谈事情，为何既无“官”们闻过则喜的度量，也缺乏专家以理服人的姿态。记者一言不合其意，就会被指责为“由国家级通讯社的记者沦落为不负责任的小报记者？”其火气之盛，溢于言表。

　　淮河治污的手段、目标都是进入国家法规的。行政主管与执法部门执政不力、守法不严，即为失职、渎职。不知邹副院长对此会不会再动肝火。

　　记者查阅了一些网站网友的评论，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记者一边，这让我们更坚定了真实地报道淮河污染治理的信心。

　　我们在为数不多的淮河治污公开报道稿件中，一直用大量篇幅报道1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希望继续用自己的劳动，促动淮河治污去其弊、扬其优，希望在最短的时间看到淮河流域27万平方公里河清水晏，1．6亿多流域的群众喜笑颜开！（记者　偶正涛　蔡玉高　曹滢）（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