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二条
尽管自从SARS风暴以来，执政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危机管理、官员问责、吏治整顿、法治建设、宏观调控等全方位治国层面上体现出了令国人与世界瞩目的思路与风范，并取得不俗的成绩和反响，专业研究的学界与点滴感受的民间，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一轮自我革新的自觉与励精图治的自勉，已然有了越来越确切的感知与认同，但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为核心议题，依然让国人兴奋而期待——以全党之共识与共同智慧，直面国内国际的客观形势与潮流，正式表态中国共产党要在“科学、民主、依法”的基础上完成治党与治国理念和方式的嬗变，为此后的国家发展提供了一番别有洞天的可能。
与这一番此前广而告之的重大事务相比较，四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中央军委的重大人事变动，则似乎以更具新闻冲击力的形式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跳脱历史、开创新局的勇气与魄力。江泽民同志在这次全会上辞去担任了15年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而由已在2002年11月与去年3月分别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担任此职。至此，中国共产党最新一轮的党政军最高权力交接，以逐步稳妥而又实质彻底的方式得以完成与完满。这对于建党83年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努力与示范，同时也表明中国当下政局安稳、社会与经济运行正常，结合此番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议题而论，更显见中国共产党在治国治党思路上越来越能够于传承与创新之间取得有效平衡。这对于江泽民同志而言，无疑是以身体力行开创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要以展示信心鼓舞全党。
这种稳定与信心，无疑应当来自执政党高级领导职务更替的制度化，以及因为制度化而必然出现的透明化。依照目前的论述，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的领导。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最高权力交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倾向于寻求一种制度性的解决，而这样的努力，无疑也确凿地导致了领导集体更替之际的国家政局与社会反响越来越趋向平稳和冷静。
一代伟人邓小平先生曾经痛言：“(我党)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上世纪50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而又正如《人民日报》今日社论所言，“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公知而行之，以身作则地作出了“终结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的重要表率。然则事有后续，方能积累成效、打造现代文明的政治共识，继而必能约束后人。江泽民同志的选择与风范，无疑正是中国共产党决心走出历史的重要步伐；在根本的意义上，这同增强执政党执政能力一脉相承而且指向清晰。
这，理当被视为一个政党的现代化行程，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福祉，所有在这一过程中突破了历史旧袭、政治惯性以及时代局限的政党领袖，都将因此而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碑石上的不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