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从关注农民增收转到提高农民福利

　　本报记者　田永胜

　　在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激励下，我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但如何防止新的谷贱伤农的情况发生？如何切实提高农民的生活幸福感？《三农中国》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贺雪峰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

　　如何防止新一轮谷贱伤农？

　　记者：“增产不增收”是多年未解决的问题。今年我国的夏粮取得了丰收，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不断高涨，但是会不会出现新一轮谷贱伤农的情况？

　　贺：一般来说，大宗农产品如粮食的需求弹性很低，当大量农产品供过于求时，其市场价格会以加倍的速度下降，这也是我们常说和常见的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道理。据我们在全国农村的实地调查，当前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过去几年仅仅是因为农民负担过重及粮价过低，伤害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从2002年开始，不仅中央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因为粮食供不应求，出现了粮价大幅度上扬，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持续高涨。可以预计，以这样的种粮积极性和粮食增产的潜力，未来粮价很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防止“谷贱伤农”应未雨绸缪。

　　记者：如果真的出现谷贱伤农，有何良策促进农民增收？

　　贺：如果出现粮价下降，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必然随之下降。我不认为有什么促进农民增收的良策，当前主要应该关心的不是如何让农民现在增收，而是要防止因为农产价格下降而可能出现的减收。农民收入的辩证法就是，在粮食紧张时，增收就不是问题，无需社会过度关注；而在粮食丰裕时，收入下降，才是产生各种矛盾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较为平衡的农村政策，在调整政策时，不应过猛。

　　切实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

　　记者：收入问题是个大问题，还有没有其它途径？

　　贺：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思路从农民增收转移到农民福利上来，因为我们不可能为九亿农民创造持续增加的收入。增加农民福利的关键是要跳出农民增收的思维框架，具体地说，要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公共物品，要创造农民公共的生活以及他们生活的价值。公共物品不足会影响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正常进行。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越来越趋于分散化，难以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组织以及自外而内的财政支持，就成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可缺少的条件。必要的公共物品是农民低成本进行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基础，换句话说，必要的公共物品可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的成本，从而提高农民的福利。

　　记者：您提出“农民福利”的观点确实非常新颖。

　　贺：农民福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社会交往中获得自身人际关系的定位，他们可以从人与人的交往中获得承认，及由此而来的尊严。他们从人际交往中消磨掉富余过多的闲暇，以使时间变得紧凑，生活变得充实。农民的福利不仅是要将闲暇消磨掉，而且要让闲暇消磨得有质量，在消磨闲暇时有自我满足的感觉，有审美的情趣，有文化上的享受，有人生价值的实现。在当前农民普遍处于“小康不足，温饱有余，闲暇时间很多，劳动强度不高”的情况下，从社会交往及文化建设方面增加农民的福利，既有可能，又有必要。

　　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

　　记者：以您的调查看，乡村组织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可以做好哪些事情？

　　贺：乡村组织在公共服务方面至少可以做以下两件事情，或者促成以下两件事情：其一是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如水、电、路及社会基本秩序的维护；其二是引导、促成和支持农民更加多样且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和文体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社会性活动开展越来越难。乡村组织在一定外部资金的支持下（比如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可以促成丰富的农民社会性活动。比如可以支持农村老年人组织老年人协会，使农村老年人不仅老有所乐，而且老有所为；组织妇女秧歌队、腰鼓队、青年诗社，以及定期开展全民性的文体活动，支持地方文艺特别是地方戏曲的发展。这些方面的活动，农民自己有需求，愿意组织起来，乡村组织以及其他方面的人在一边呐喊、支持，并提供一些组织手段和经济支持，就容易收到实效。这些活动丰富了农民的业余时间和精神生活，提高了农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并因此提高了农民的福利水平。

　　记者：如何解决乡村组织的活动经费？

　　贺：在农民越来越分散化的情况下，乡村组织必须有能力承担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乡村组织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强化其服务农民的意识，而不是削弱乡村组织服务农民的能力。没有服务能力的乡村组织即使有了服务的意愿，又有何用！乡村组织也可以看作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有财政作为支撑。如果减轻农民负担从而减少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减少的部分就主要应由上级政府来承担，而不应主要由乡村两级来承担。尤其是在农业型地区，因为缺少工商业收入，乡村两级没有消化这些减少的财政收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