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之败
孟祥才在《论曹爽之败》（刊于《史学月刊》二○○四年第八期）一文中指出，公元二四九年发生在魏国的高平陵政变，反映的是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争权夺利的矛盾。曹爽集团之惨败，原因在于其所重用之人多为品格卑劣、少不更事的浮华交会之徒。他们既无经国治军的才能，又非常专横、贪婪、颟顸和腐化。隐藏在这一政变背后的必然性则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室下龙种而生跳蚤的铁则。
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
戴建国在《“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刊于《历史研究》二○○四年第四期）一文中指出，新发现的《天圣令》反映了北宋时期还存在着良贱制度，这种制度直到南宋时才完全消亡。在阶级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于原来旧的针对贱口奴婢的法律无法适用于具有良人身份的雇佣奴婢，因此宋统治者通过立法，对雇佣奴婢的法律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在“主仆名分”制约下，雇佣奴婢被纳入家族同居范围，与雇主结成密切的依附关系。雇主侵害雇佣奴婢依常人法处置，雇佣奴婢侵害雇主则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惩处。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随着良贱制度的存亡而上下波动，有所变化。
如何看《新青年》同仁的分化
张宝明在《从学术与政治双重视角看<新青年>同仁时代的终结》（《江汉论坛》二○○四年第七期）一文中指出，作为同仁杂志的《新青年》发展到一九一九年底，已经由原来的歧义暗流演绎为明确的思想并行。在思想史意义上，这是两种思想谱系顺理成章的本然状态，具有不可整合性，因此同仁之间的调解与迁就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两种思想谱系的紧张。文章还从同仁各自的性情气质出发，对《新青年》这样一个具有经济诱惑力的“金字招牌”的形成、争夺、分化的历史实情作了客观的评析，从而将政治意识作祟的深层底蕴必然性给予了全方位的透视和剥离。
